“锦味斋”的风波，在沈清韵沉着冷静的应对下，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虽激起涟漪，但终究渐渐平息。
供货商们见识了这位小东家的厉害，再不敢轻易造次，铺子的生意也慢慢恢复了往日的兴隆。
镇国公府内，因着祖母寿辰时兄妹四人齐心合力献上的那份情深意重的寿礼，家庭氛围愈发和睦温馨，沈清韵与三位兄长的感情也更为深厚。
她的生活，似乎又回归到了那种在书斋、闺阁与铺子之间平静流转的节奏，充实而有序。
然而，在这片看似祥和的平静之下，另一条连接着更广阔天地的纽带
——与东宫太子萧景珩的书信往来，却如同地下奔涌的暗河，水流愈发湍急，探讨的话题也日益深邃、尖锐，直指王朝运行中那些最棘手、最核心的难题。
萧景珩似乎已经完全将这位年仅十岁的“小友”视作了一位可以倾心相谈、甚至是可以倚重的“净友”与“智囊”。
近期来信中，所提及的朝政议题，已不再是泛泛而谈的史论或相对超脱的经济原理，而是具体而微、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现实困境。
这一次，随信使送至“竹韵轩”的紫檀木盒中，除了惯例的几本新出的杂记游记之外，萧景珩的信笺格外厚实。
沈清韵净手后，小心展开，太子的字迹依旧清峻，但字里行间却透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凝重与焦虑。
信的主题，是困扰朝廷数十年、关乎国计民生根本的漕运大弊。
萧景珩在信中，以极其详实的笔触，描绘了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漕运困局图景：
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年久失修，河道淤塞严重，尤其是山东段会通河一带，水浅难行，大型漕船常常搁浅，不得不征调大量民夫拉纤，耗费巨大。
漕船本身，多为木质，常年奔波，损耗惊人，维修费用浩大。
更令人痛心的是，沿途各级官吏，借漕运之名，层层盘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这些负担最终都转嫁到运粮的漕丁和沿河百姓身上，致使漕丁困苦不堪，逃亡者众，民怨沸腾。
而漕粮从江南运抵京师，损耗往往高达三成以上，效率极其低下。
维持这套弊病丛生的体系，朝廷每年需投入巨额银两，却如同抱薪救火，问题愈演愈烈，已成帝国肌体上一道不断流脓淌血的伤口。
信中还提到，朝中对此争论日益激烈。
一部分保守派官员认为，漕运虽弊，然事关京师命脉，不可轻动。
尤其是海运，风险巨大，一旦遭遇风浪或倭寇侵扰，漕粮不继，京师震动，后果不堪设想，主张仍以修浚运河、整顿吏治为主。
另一部分改革派官员则力陈漕运积弊已深，非改革无以图存，强烈建议尝试开辟海运路线，以分担运河压力，甚至逐步替代漕运，可节省大量成本，提高效率。
萧景珩在信末，坦诚地流露了自己的两难心境：
“……此二者，皆有其理，然利弊交织，牵涉甚广，实难决断。
景珩每思及此，常感重任在肩，如履薄冰。
改革若成，则利在千秋；若败，则罪在当下。
然维持现状，又恐坐视沉疴，贻误时机。
不知韵儿身处局外，心思澄明，于此事，可有灼见，以启愚蒙？”
这封信，将一项关乎帝国命脉的顶级难题，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了一个十岁女孩的面前。
其信任之深，期许之重，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沈清韵读完这封沉甸甸的信，久久没有说话。
她将信纸轻轻放在书案上，起身走到窗边，望着庭院中在秋风中摇曳的残菊，眉头微蹙，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
漕运问题，她并非首次听闻，父亲沈巍偶尔与幕僚谈及边关粮饷时，会提及漕运不畅带来的困扰。
周先生讲授地理志时，也曾略略提及运河兴衰与国运的关系。
但如此具体、深入、且直指决策核心的剖析，她还是第一次接触到。
这已远远超出了一个闺阁少女日常所及的范畴，其复杂程度和利害关系，足以让许多久经官场的重臣都感到棘手。
她没有立即回复，也没有去翻找更多的典籍。
她知道，如此宏大的议题，绝非简单引经据典所能解决。
她需要时间，需要静心消化这庞大的信息，需要调动自己所有的知识储备和生活经验，去理解、去分析、去思考。
接下来的两天，沈清韵几乎闭门不出，谢绝了一切不必要的打扰。
她让锦书将太子所赠的《水经注疏》中关于江河漕运的章节再次找出，仔细研读，结合信中所言，在脑中勾勒运河的脉络与险阻。
她回想起自己经营“锦味斋”时，对于原料采购、运输成本、仓储损耗、乃至应对供应商刁难的心得体会，试图将这些微观的商业逻辑，与宏观的漕运管理进行类比。
她努力回忆父亲与幕僚交谈时偶尔流露的关于官场积弊、吏治艰难的只言片语，揣摩其中的人情世故与利益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