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功演出的前夜，香江红磡体育馆的后台，竟是弥漫着松节油与胭脂的混合气味。松节油是刷布景用的，带着刺鼻的辛辣，混着女演员们刚开封的玫瑰膏甜香，竟生出种奇异的韧劲。
司徒倩对着镜面斑驳的化妆镜整理凤冠，上面的珍珠在灯光下流转，颗颗饱满得像要淌出光来，像极了爷爷留下的那张1960年戏票上的烫金纹路——票根边缘虽已磨得发毛，金字却依旧亮得扎眼。镜中突然映出个牛皮纸信封，是道具师老陈刚送来的，他放下时手有些抖，指节泛白，转身往道具间走的脚步比平时快了半拍，蓝布工装裤的裤脚扫过地上的电线，差点绊个趔趄。信封封面没有署名，只用水彩画了朵枯萎的白玉兰，花瓣蜷曲得像被人反复揉过的废纸。
“倩儿，怎么了？”许峰走进来，手里握着检查舞台的手电筒，光束在地上投出晃动的光圈，扫过堆在角落的戏服箱，照见上面贴着的泛黄标签。他刚从台下上来，黑色皮鞋的鞋底还沾着些舞台的木屑，踩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司徒倩拆开信封，信纸边缘带着灼烧的焦痕，黑黢黢的，像被烟头反复烫过，字迹用红墨水写就，扭曲如蛇：“长平公主殉国，你若再促两地融合，便是同样下场。”墨水似乎没干，指尖一碰就蹭上点暗红，在米白的信纸上洇开个小点儿。
许峰的指腹抚过信纸，粗糙的纸面磨得皮肤发涩，忽然注意到角落有个芝麻大的微型印章——三朵蔷薇环绕着个字母“E”，与英资“远东建筑公司”的标记分毫不差。他在父亲的旧合同上见过无数次，那标记总印在页脚，像枚甩不掉的影子。“他们想让你在台上出事，还想嫁祸给内地施工队。”他握紧信纸，指节泛白，纸张被捏出深深的褶皱，“父亲当年跟我念叨过，英资最擅长用‘意外’掩盖阴谋，让你到最后都摸不清是谁下的手。”
深夜的舞台下方，手电筒的光束刺破黑暗，照见悬在头顶的钢架，横七竖八的，像巨兽裸露的肋骨。许峰戴着安全帽，帽檐压得很低，弯腰检查钢架结构，矿灯的光晕里浮着细小的铁锈尘，吸进肺里有些发痒。“这里的焊缝有问题。”他用扳手敲了敲连接处，金属发出空洞的回响，完全不像实心钢材该有的沉厚，“正常焊接该是鱼鳞纹，均匀细密，你看这个，却是锯齿状，歪歪扭扭的，明显是人为破坏后重新焊的，手法糙得很真连学徒都不如。”
随行的李工程师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掏出放大镜凑近，镜片后的眼睛猛地睁大，倒吸一口凉气：“焊接口里藏着铅块，这东西受热会融化，承重超过半小时绝对会断裂。”他指着断裂处的个小刻痕，像朵简化的蔷薇，“这是英资‘远东建筑’的特殊标记，1965年他们建汇丰银行时就用过同样的手法偷工减料，后来楼体沉降，赔了好大一笔钱才压下去。”
许峰的手电筒扫过地面，光柱在堆废料里停住，照见枚掉落的牛角纽扣，上面刻着“陈氏道具”的字样，是老陈戏服上常用的款式——去年排《牡丹亭》时，他还帮老陈缝过同款纽扣。老陈的身影突然浮现在脑海——今早他递信封时，袖口沾着点银灰色焊锡，当时只当是修道具蹭的，现在想来，与钢架上的焊锡颜色一模一样，连光泽都分毫不差。
上海的粤剧团宿舍，台灯的光晕落在摊开的图纸上，司徒雄正对着电话听筒皱眉，听筒线在手指上绕了两圈，勒出淡淡的红痕。“香江那边的施工队都是我们信得过的老师傅，从上海带过去的，干了三十年舞台搭建，手上的老茧比钢板还厚，绝不可能搞破坏。”他对着图纸上的钢架结构图比划，指尖点着承重节点，铅笔在旁边标了串数字，“舞台钢架的设计图是我亲自审的，每个焊点都标了强度，承重系数远超标准，除非……有人动了手脚。”
话未说完，桌上的传呼机突然震动起来，绿色的屏幕光映在图纸上，是许峰发来的照片：被破坏的焊缝特写、带标记的纽扣、老陈的银行流水单。“英资昨天给老陈的账户打了五十万港币，来源是伦敦的一家空壳公司。”许峰的消息带着寒意，“他儿子在英国读建筑，学费生活费全是‘远东建筑’资助的，被他们抓住了把柄。”
司徒雄望着窗外的黄浦江，江风卷着落叶拍打玻璃，噼啪作响，像无数双监视的眼睛在眨动。他抓起桌上的搪瓷杯，杯壁上印着“上海粤剧团”的红字，灌了口凉茶，茶水顺着喉咙滑下，却压不住心头的燥。“我现在就飞香江。”他抓起挂在椅背上的外套，口袋里的传呼机还在发烫，“我不能让我妹妹出事，更不能让他们毁了两地工匠的名声，这比打我脸还难受。”
然而，在香江的廉政公署审讯室，墙壁是冷灰色的，连灯光都透着股寒气，照得人骨头缝里都发凉。老陈坐在冰冷的铁椅上，双手抖得握不住笔，录发凉的纸被笔尖戳出好几个洞。“他们说，我不照做，我儿子就会被遣返回内地，永远不能再留学，连签证都会被吊销。”他抹着眼泪，袖口的污渍蹭到脸上，画出两道黑痕，从口袋里掏出张折叠的照片，边角都磨圆了，是英资代理人与他儿子的合影，背景是伦敦塔桥，儿子笑得有些勉强，眼角都没舒展。“他们还说，舞台塌了就说是内地施工队用了劣质钢材，一石二鸟，既毁了演出，又能让两地人互相猜忌，再也合不到一块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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