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江的早上，晨光正漫过维多利亚港的水面时，许峰正坐在飞往上海的飞机上。机身轻微颠簸着穿过云层，舷窗外的海面泛着碎金般的光，像撒了一把揉碎的铜钱。
他的公文包却搁在膝盖头，拉链没拉严，露出里面自己爷爷早年陈旧的日记——泛黄的纸页边缘卷成波浪，钢笔字迹在岁月里晕开些微墨痕。
这日记里面正记载着1949年那个闷热的夏夜：“司徒班主将进步人士藏在戏箱，红船渡港，许氏货轮护航，此恩不可忘。”
而且，在字迹旁画着艘小小的红船，船帆上用红墨水绣着朵玉兰花，针脚细密得像真的丝线，花瓣边缘还特意点了几点白，和司徒倩别在发间的胸针图案如出一辙。
他指尖划过纸面，能摸到墨迹干后的凸起，仿佛爷爷落笔时的力道还留在纸上，连带着那夜咸湿的海风气息，都从纸缝里漫了出来。前排乘客翻报纸的沙沙声里，混着空姐推着餐车走过的轱辘声，铁皮餐盒碰撞发出清脆的响。
许峰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去香江码头，看红船启航时，船工们用铁桶舀水冲洗甲板的声音，也是这样带着节奏的哗啦声。
而邻座的一位老太太用上海话念叨着“回家”，声音里带着几十年未改的乡音，尾音拖得长长的，像戏文里的拖腔。
她膝盖头的竹篮盖着块蓝布，掀开时露出几板大白兔奶糖，玻璃纸在晨光里闪着亮，甜香混着机舱里淡淡的煤油味漫开来。
然而，这老太太颤巍巍剥了块糖递给许峰，糖纸在指间发出细碎的响声：“后生仔，尝尝？阿拉上海的糖，甜到心里头。”
许峰接过来塞进嘴里，奶香味在舌尖漫开时，他摸出传呼机，金属外壳被手心的汗浸得发潮，按键上的数字已经磨得有些模糊。
他低头按了几遍，想发出去一条消息：“上午抵沪，盼见红船。”发送的瞬间，传呼机“嘀”地轻响一声，绿色的指示灯闪了闪，信号已屏蔽了，信号恢复可正常发送。
这时，他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攥着的半块玉佩，那时父亲已经说不出话，指节都陷进玉里，留下几道深深的月牙痕。原来那不是执念，是想把两家人的牵绊续上，像把断了的红线重新接起来，打个结实的结。
上海的苏州河畔，红船被工人擦洗得发亮。几个穿蓝布褂子的老师傅正用软布蘸着桐油，一下下往船板上擦，油亮的光泽顺着木纹漫开，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连空气里都飘着股清苦的桐油香。
司徒倩穿着外公留下的戏服站在船头，月白色的水袖上绣着金线，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袖口磨出的毛边藏着岁月的温度，针脚处还沾着点经年累月的舞台脂粉——那是早年在戏班后台蹭到的定妆粉，洗了几十遍都没褪干净。
粤剧老前辈拄着红木拐杖，在船板上敲出笃笃的节奏，指点她摆着《帝女花》里的身段：“你外公当年反串演长平公主，这水袖能甩到船舷外，许家老爷子总在岸边鼓掌，说‘这才是真功夫’，手里还举着刚买的糖炒栗子，烫得直搓手，栗子壳掉了一地，混着河泥踩出咯吱咯吱的响。”
此刻，她的指尖抚过船板上的刻痕，是“司徒远”和“许世昌”的名字并排刻着，笔画里还嵌着几十年的木屑，摸上去糙糙的。旁边还有朵歪歪扭扭的玉兰花，花瓣被无数人的手摸得发亮，边缘都磨圆了。
然而，传呼机在这时震动起来，揣在戏服内袋里，隔着几层衣料，震得心口发麻。
她慌忙掏出来看，许峰的消息让她心跳漏了半拍，像演到紧要处的锣鼓点突然停了，连呼吸都顿了顿。身后传来脚步声，帆布鞋踩在刚擦过桐油的船板上有点打滑。
只见林晓曼抱着个木盒站在岸边，白连衣裙洗得发白，领口补着块同色的布，针脚歪歪扭扭的——那是她自己用缝纫机补的，线脚歪得像条小蛇。
“这是我爸藏在香江仓库的东西，”她把木盒递过来，指尖捏着盒盖，指节泛白，“锁在铁柜最底层，我找了三把钥匙才打开，或许……对你有用。”
这木盒是樟木做的，打开时散出股清苦的香气，里面铺着层暗红色的绒布，放着本相册。
但这牛皮封面裂了道缝，用细麻绳仔细地捆了几圈，最后一页贴着张老照片：红船的甲板上，年轻的外公穿着武生靠，银冠上的绒球鼓鼓的，许家爷爷穿着笔挺的西装，领口还别着朵白兰花，两人勾肩搭背笑得露出牙，中间站着位穿旗袍的女子，手里攥着块完整的玉佩，玉光在黑白照片里都透着温润。
“我妈说，这是许家奶奶，”林晓曼的声音发颤，指尖捏着相册边缘泛白，“我爸篡改账本，就是怕人知道他祖上曾是亨利集团的帮凶，当年为了抢红船的地盘，放火烧过司徒家的戏班后台，连你外公最珍爱的那套蟒袍都烧没了，只剩下半只烧焦的水袖，现在还收在樟木箱里。”
司徒倩的目光落在照片女子的旗袍纽扣上，是玉兰花形状的，和许峰送她的胸针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