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的晨雾裹着海水的咸涩，漫进许氏老宅的客厅时，许峰正对着父亲的遗像发怔。
这黑框里的老人遗照穿着中山装，藏青色的料子洗得有些发白，领口的风纪扣系得一丝不苟，嘴角噙着抹浅淡的笑，眼角的皱纹里像藏着未说尽的话…！
——那是许峰的父亲临终前清醒时，他特意请相馆师傅修的照片，原片里老人的眉头一直紧锁着，连摄影师都说“许老先生这愁绪，怕是要带进骨灰盒里”。
而桌案上的怀表敞开着，黄铜表壳被摩挲得发亮，边缘磨出细密的纹路，被撕掉的账页边缘还留着参差不齐的齿痕，露出的“红船”二字被指尖磨得泛白，墨迹都快要看不清了，倒像是用指甲一遍遍刻上去的。
“少爷，廉政公署的人又来了。”管家福伯的声音带着迟疑，他端着托盘的手微微发颤，托盘里的早茶冒着热气，是父亲生前爱喝的普洱，茶梗在琥珀色的茶汤里浮沉着，像沉在水底的枯枝。
“说要再看一眼先生的遗物，特别是书房里那几箱旧报纸。”
这位管家福伯，在许家待了四十年，上衣的袖口总是熨得笔挺，浆得发硬的白衬衫领口还别着枚银质领针，此刻却沾着点灰尘，想来是凌晨打扫灵堂时蹭上的。
他往灵堂的方向瞥了眼，香烛还在燃着，青烟笔直地往上升，在横梁处打了个旋儿。
许峰抓起怀表塞进西装内袋，金属的凉意透过布料渗进来，贴着心口的位置，像父亲的手搭在他肩上。
昨晚，他守在父亲灵前，回想着父亲过世前的一切，而寻思过于入神，香烛的蜡油滴在他手背上，烫出个小水疱，他却没察觉——借着烛火，他看清了怀表内侧的刻字：“1949，沪港红船渡”？
那年份，正好是爷爷带着家族产业从上海迁来香冮的日子，父亲总说“那年头，船开得慢，走了七天七夜，你奶奶在船上晕得直吐，甲板上飘着粤剧的调子，你爷爷就着浪声跟司徒班主唱了段《紫钗记》”。
廉政公署的办公室在中环的高楼里，玻璃窗外的维多利亚港被雾笼罩着，货轮的鸣笛声隔着雾传进来，闷闷的像隔了层棉花。
李警司的继任者姓王，是个戴黑框眼镜的年轻人，袖口卷到手肘，露出腕上的电子表，他翻着残缺的账本，眉头拧成个结，指腹划过泛黄的纸页，留下浅浅的印子：“关键页被撕得很干净，边缘还带着浆糊的痕迹，像是早就知道会查，特意处理过。”
他忽然指着账本空白处的淡痕，用铅笔轻轻拓了拓，铅末落在纸上，显出模糊的轮廓，“这里有印子，像是画过船，还有桅杆的影子，倒像是粤剧团戏班里画的行头样稿。”
许峰的心猛地一跳，后颈的汗毛都竖了起来。父亲临终前虽然失忆，却总对着空气呢喃“红船”，有时还会比划着掌舵的动作，枯瘦的手指在空中划着弧线，原来不是胡话。
他想起司徒雄传呼里说的“粤剧班船，首尾画着脸谱”，传呼机上的字迹还洇着水迹，是司徒雄在医院走廊里急着发的，数字键按得太重，有些笔画都晕开了。
与此同时，许峰突然抓起外套，羊毛料的西装还带着昨晚灵堂的香火味，他立马往门口走，穿着皮鞋脚踩在地板上发出“噔噔”的响，走廊里的老挂钟正敲着九点，黄铜钟摆晃得厉害。“我知道在哪。”
上海的午后，阳光透过医院的玻璃窗，在司徒倩额头的纱布上投下块暖融融的光斑，像块融化的黄油。
这时，她刚给哥哥削好苹果，果皮连成条不断的线——这手艺是许峰教她做的。
那时，在香江的小厨房里，许峰握着她的手转着苹果，说“这样削出来的苹果，像你唱的粤剧，圆润又完整”，那时煤气灶上还炖着汤，咕嘟咕嘟的声响混着他的笑声，在狭小的厨房里撞来撞去。
正在这一刻，却听见走廊里传来林晓曼的声音，带着哭腔，被风刮得断断续续：“爸，司徒倩是无辜的，那些账跟她没关系，放过她吧……”
司徒雄的手顿了顿，把苹果核扔进纸篓，铁制的纸篓发出“哐当”一声轻响。他的指关节上还有没消的淤青，是被林坤的人打的，紫黑色的痕迹像朵难看的花。
“别信她。”他往窗外瞥了眼，住院部楼下的梧桐树正落叶子，“林坤的女儿，从小就跟着学演戏，眼泪比谁都假，上次在片场演哭戏，导演喊停了她还在哭，转头就去买奶油雪糕。”
然后，他从枕头下摸出张揉皱的纸条，边缘都磨得起了毛，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画着艘船，首尾带着粤剧脸谱，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颜料都褪成了淡粉色。
“这是我在重庆大厦的旧物里找到的，压在修表工具盒底下，爸生前总说，咱家的根，在船上，跟戏文里的红船是一回事，船底的桐油味，比家里的饭菜香。”
司徒倩的指尖抚过脸谱的眉眼，铅笔的铅粉沾在指腹上，灰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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