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罗湖桥头挤满了人，背着蛇皮袋的移民、提着行李箱的港商、骑着自行车的边民，在朝阳里汇成一股流动的河。许峰和司徒倩混在人群中，手里捏着那张画着梅花的地址纸条，纸边被汗水浸得发皱，墨迹都晕开了些。桥头的广播里播放着过关须知，普通话夹杂着粤语，扩音器有些失真，发出“滋滋”的杂音。
“跟着那个穿蓝布衫的老伯走，”许峰低声说，目光落在不远处一个挑着担子的老人身上，老人的担子两头挂着竹篮，里面装着新鲜的蔬菜，沾着露水，“他刚才问过关的人‘沙头角仓库怎么走’，口音是本地的，肯定熟路。”司徒倩点点头，把那本蓝色封皮的戏本塞进帆布包深处，包上还别着枚红色的五角星徽章——这是王婆婆给的，说“带着它，路不会走错”，徽章的漆掉了点，露出里面的铜色。
过关时，海关人员翻了翻司徒倩的包，看到那枚五角星徽章，眉头皱了皱，指尖在徽章上碰了碰，却没多问，只是指着她包里的戏本问了句“这是什么”，司徒倩说“家传的戏本”，对方便挥挥手放行了。许峰的通行证是用家族企业的名义办的，烫金的字印在红色封面上，写着“考察投资项目”，海关只是扫了一眼就盖章放行，章印是蓝色的，盖在照片旁边。走出关口的那一刻，司徒倩忽然停下脚步，望着深圳街头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红底白字，格外醒目，她忽然笑了：“这里和香港真不一样。”
许峰顺着她的目光看去，路边的脚手架上挂着“建设特区”的横幅，帆布被风吹得鼓鼓的，卡车拖着钢筋水泥呼啸而过，尘土飞扬里，能看到工人戴着安全帽在脚手架上忙碌，透着股蓬勃的劲。“是不一样，”他说，“香江的楼是用钱堆起来的，亮闪闪的，这里的楼是用汗搭起来的，带着烟火气。”他忽然想起许父日记里的话：“深圳的光，比香江的霓虹更烫，因为那是人的温度，是一双双手垒起来的。”
他们跟着蓝布衫老伯坐上了一辆中巴车，车身上印着“沙头角—罗湖”的字样，油漆掉了大半，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座位之间的过道都站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汗味和咸鱼的腥气，还有人提着活鸡，鸡笼碰到了司徒倩的腿。老伯用带着客家口音的普通话跟邻座聊天，说“沙头角的仓库以前是解放军放粮食的，后来借给港商堆货，去年起就空着了，听说里面闹过老鼠，把门板都啃了个洞”。司徒倩悄悄把这话记在心里，指尖在包上的五角星徽章上摩挲着，徽章被体温焐得有些热。
中巴车在沙头角的路口停下，车门“吱呀”一声打开，老伯跳下车，指着前面的巷子：“往里走第三个门就是，门上画着个红叉叉，去年防火检查时画的，一直没擦掉。”许峰付了车钱，两张皱巴巴的纸币，司机找了几枚硬币，叮叮当当地落在他手心。他和司徒倩并肩走进巷子，墙面上刷着“严禁走私”的标语，字迹被雨水冲刷得有些模糊，边角卷了起来，墙角的杂草却长得很旺，快没过脚踝了。
仓库的门果然画着红叉，红漆有些剥落，露出底下的铁皮，门板上锈迹斑斑，像长了层红毛，挂着把大锁，锁身是黑色的，锁鼻却被人撬过，边缘还留着新鲜的划痕，金属的光泽都没褪去。“有人比我们先来过。”许峰蹲下身查看，指尖沾了点划痕上的铁屑，放在鼻尖闻了闻，有股铁锈味，“痕迹还没干透，最多是昨天的事，你看这撬痕，用的是扁口螺丝刀。”司徒倩的心提了起来，下意识地握紧了帆布包的带子，指节都发白了：“会不会是许振海的人？他在监狱里肯定有办法通风报信。”
许峰没说话，从包里拿出根细铁丝，是他特意从香江带来的，比内地的铁丝更细些，三两下就把锁打开了，动作熟稔得像开自家的门。推开门的瞬间，一股霉味扑面而来，混杂着灰尘和老鼠屎的味道，呛得司徒倩咳嗽了两声。阳光从屋顶的破洞里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个个光斑，灰尘在光里跳舞，像无数细小的银点。仓库深处堆着些废弃的木箱，上面落满了灰，手指按下去能留下个印子，墙角结着蜘蛛网，网中间还挂着片枯叶。
“戏本上说‘箱在梁下，梅在箱底’。”司徒倩抬头望去，仓库的横梁是粗木头的，表面裂了缝，上面果然挂着个铁皮箱，用铁链捆着，铁链上锈迹斑斑，箱子上画着朵模糊的梅花，花瓣都快磨平了。许峰找了根竹竿，是从墙角捡的，上面还有个断口，他踮起脚把箱子钩下来，铁链的锁是老式的铜锁，和粤剧社的锁一个样式，他试着用那枚从青石板下找到的钥匙去开，居然“咔哒”一声开了，锁芯转动的声音在空仓库里格外清晰。
铁皮箱里铺着层油纸，油纸有些发黄，上面还印着“上海制造”的字样，下面是几本厚厚的账本，牛皮封面，边角都磨圆了，封面上写着“英资集团与许氏合作记录”，是用毛笔写的，字迹苍劲。许峰翻开第一本，纸页脆得像饼干，里面记着1987年的交易，一行字赫然映入眼帘：“10月19日，恒生指数暴跌，抛空许氏股票三千万股，获利由亨利爵士与振海平分，每笔交易经手人：汤姆、陈家豪。”司徒倩倒吸一口凉气——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香江股市一片哀嚎，原来许振海为了钱，连自家的股票都敢动，真是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