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我在广鹿高三连服役期间，看《旅大日报》知道大连有个侯家沟街道。那是一则坏消息，两个歹徒将侯家沟派出所两名警察残忍杀害，后被绳之以法，得到应有的惩罚。我以为侯家沟位于偏远郊区，实际上坐落于市区之内：东临沙河口火车站，南傍大连机车车辆厂，西与春柳毗邻，北靠车家村。
这些年我坐火车往来于大连，都经过侯家沟。侯家沟已有三百年历史，比青泥洼还早一百年。清朝康熙六年（1667年），侯氏祖先侯世秋从山东即墨县带妻儿来这里安家落户，因此得名。在我的印象里，这里除了荒草就是石头，路北土坡上，栽地瓜种苞米还有片片苹果树，零零星星的老房子参差不齐。近年来，大连新型集团对侯家沟进行全面拆迁改造，兴建大片住宅楼，缓解了本区域市民住房紧张问题，美化环境和市容市貌。以南北贯通的敦煌街为界，西侧毗邻春柳为侯一小区，东侧与香炉礁接壤为侯二小区，止于华北路车家村。西北路北侧，一座宏伟气派的七层楼房，是侯家沟住宅区样板楼。楼顶上的“大连新型集团”六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所幸我们得到的一套住房，就在这座大楼之内。
大楼建成四年，是座新楼。楼下两层是公建房，除了沙河口区图书馆和沙河口技术监督局，其他面积都在闲置。大楼呈马蹄型设计，正面住宅朝南，两侧边厢住宅朝向东西，两端是通向三楼的露天楼梯。三楼是环形露天平台，除了供住户上下楼往来走动，也是居民们活动的公共场所。
平台上面六座门洞，正面四座两厢各一座。从三楼到七楼一共五层住宅，居住六十余户和二百多个居民。我们的住房在西厢三楼外侧六门洞，东窗正对楼梯口，建筑面积不足五十平方米，半个火车车厢大小。一进门是八平方米小客厅，面东是六平方米厨房，中间是过道和厕所。大屋十二平方米，窗外是公建平台，可以晾衣服、放杂物。和物业有关系的住户，都在平台上装修了封闭阳台。
装卸工把东西搬上三楼，给钱后走人。我们的全部家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除了一口立柜和一张床，几大包被褥衣物等，再是几十捆书籍。居民们以为那些书是瓷砖，大惑不解，说：“你们连房子钥匙都没拿，着什么急搬家？”
他们哪里知道，我还没进过房子里面呢，只好编个理由搪塞过去。
搬离天津街，姨姐和刘绣都来帮忙，亲情回归也在搞“大器晚成”。我也享受到“亲戚远来香”了，可惜岳父去了天国。我窃喜：天上能掉下个林妹妹，也能掉下座房子。在左邻右舍的围观下，女儿兴冲冲开门，我持照相机拍照。
我高兴的太早，使尽浑身解数，无论如何拧不开门锁。我怕把钥匙拧断，去物业找来了管理员。他一边用脚狠踹一边咒骂，如同念叨“芝麻开门”，轻易将门锁拧开。我以后开门，只踹不骂或者只骂不踹，也休想把门打开。
建筑垃圾堆满屋内，灰尘半寸厚，大家干了四个小时清理干净。搬进全部家当，已近黄昏。到后街“吉友饭店”吃饭，既是乔迁之喜也算“温锅”。刘萤花光最后三百元钱，如同砸锅卖铁。回家了，我想放松一下搓把脸，脸上危险三角区鼓出一个脓包。我似被歹徒用刀抵住脖子，不敢轻举妄动，手指头小心翼翼绕过脓包。有家的日子刚刚开始，千万不能捅破了感染大脑一命归西。
五十多年前，爷爷三十五岁去边外，奶奶三十一岁，父亲十三岁，姑姑八岁，老叔三岁。最让他自豪的是当初四口人，二十年之后带回一大家子人。
我用了二十年时间走出小西山，用了五年时间走出高三连，用了十三年时间走出天津街。我四十五岁，刘萤三十六岁，女儿十三岁。二十三年前我一个人出来当兵，现在不但有了老婆孩子，在大连也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同样没激动得嚎啕大哭，也没跪地叩头，更没连续翻跟斗。人们说我，你凭三室一厅的好房子不要，哪怕要两室一厅也行。这不过是暂时，我靠奋斗和努力，一定会有所大房子好房子。连蚂蚁都不断搬家，难道我还不如蚂蚁？此生决不会只搬这一次家。
这些年，不知道多少人在我们面前炫耀自家房子，多大面积房间大小，大屋多少平（方）厨房多少平（方）厕所多少平（方）走廊阳台多少“平”。没人听我们“讲平”，倒是来了两个“设计师”，在屋子里指指点点，这儿要砸那儿要改，个个都是破拆专家。按他们的设计去砸去改，整座大楼得成为一片废墟。
我在厅里水泥地上铺了张草垫子睡觉，不再和妻子女儿挤在一张床上。虽然厅里很冷地面很凉没有阳光，毕竟是自己的家。小西山有句老话说，“傻小子凉炕，权仗活力旺”，我虽然已经四十岁出头，这句话对我来说仍不过时。
住在自己家里，如同被关进一个与世隔绝的福地，一时难以适应。我终日不知道该想什么该做什么，没了思想也没了想像。我每天有记忆的活动，是一次次去卫生间撒尿，舀了浴盆里混合铁锈的水一次次冲刷厕所。我对颜色的记忆，只剩下马桶里混合黄色尿液的泡沫。我对运动的记忆，是从小客厅到厨房再到大屋里来回走。找一瓶墨水，也能从厅里往大屋走几十趟。从天津街带来的记忆，早晨被照进厨房的一缕阳光冲淡，再被夕阳撒进大屋里的一片蒙胧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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