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来，光棍们在老碾房里自娱自乐、到永宁城赶庙会看戏、闹红、白喜事，过年踩高跷演“俊孩”、正月十五“抬尿罐子”、二月二“龙抬头抡灰囤”、瞎子算命、跳大神、到西庙山赶庙会、踩冰，都是小西山的文化娱乐活动。
解放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群众的文化生活。一九五八年，永宁公社成立了放映队，到每个大队循环放电影。农闲时节，复州城艺人来小西山唱大鼓书。艺人们住在南头子董希举大爷家，老两口没有子女。晚上，他家外屋地是舞台，梁柁上悬挂一盏明亮的“伞灯”，是灯光。外屋地挤满了人，外面的人进不去，踩着板凳顺“上亮子”往里面看。两个艺人吃完饭，坐在炕头上稍作休息，穿了黑布长袍来到外屋地。瘦艺人坐在板凳上，膝盖上铺块帆布，眯着眼睛弹三弦，一边弹身子一边不住摇晃。胖艺人一只手捏着铜板一只手持鼓锤，开场戏是《半块古铜钱》。大概是一位富家小姐郊游拣到半块古铜钱，引起一场爱情悲剧。
胖艺人一边唱一边交替敲鼓和铜板，嘴时而咧成正方形，时而咧成三角形，里面镶的金牙暴露无遗。等他唱完了《肖飞买药》，下半夜散场。
县评剧团每年下乡演出，很少来盐场，更别说大、小西山了。郝振东大爷家的一群姑娘，总能在第一时间打探到演出消息。下半晌，我们跟着她们来到八里地之外的辛庄，看评剧《杨三姐告状》。戏子咿咿呀呀地唱个没完没了，让我心烦意乱，什么印象没有，就想赶紧散场回家睡觉。那一次到永宁看评剧《千万不能忘记》，我记住了“丁志纯”三个字。我也想有一枝双筒猎枪，到南海底打海猫子，到沙湾底打大雁。中国少年报上刊登一张揭露台湾现状的漫画，“冰棍败火，拉稀别找我”。我手拿二分钱一根的冰棍，舍不得吃，化了都不知道。
那一年暑假期间，外地一个剧团来盐场演出，在学校里住了好几天。一个女演员表演《我是公社养猪娃》，边唱边舞甩着鞭子赶猪。我挤到前台边上，女演员的鞭梢抽在我脸上，火辣辣地灼痛感到很荣幸，还想让她使劲抽一下。
一个穿旗袍的女人背对着我们，怀抱琵琶像抱了个木头大“尜瓢”，两片丰腴大腚像撑满一面袋子白面，沉重地压在凳子上。她才不管后面有没有人，自弹自唱，从头到尾“牙酥酥雨苏苏”，再“雨苏苏牙酥酥”，一句都听不懂。
小西山人呛呛到冬天，也没破译出来女演员唱的是什么。到了春节之前，才由董万开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鸭叔叔”和“鱼叔叔”犯了牙疼病哼哼。
现在揣摩，十有八九是苏州评弹。上个世纪一九六三年春节前，盐场大队排练歌剧《三世仇》。腊八那天，大队来小西山演出，在东南地老生产队搭台唱戏。天奇冷，一个大人都没有，台下除了我们一群孩子，还有几头散驴。演出提前开场，佃户王老五一家老少，拉着生产队的一副犁杖，边唱边上。恶霸地主王二爷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戴墨镜拄文明棍，迈四方步上台，骄横地唱：
二爷我家住在王家庄上，
有钱有势独霸一方！
大皇军在这里，
我当过村长……
我们只对于殿久男扮女装的巫婆感兴趣，坚持没走。他浓妆艳抹捏了手绢上台，尖起嗓子边扭边念：
我上神喝烧酒，
下神吃饽饽……
等到他搔首弄姿唱：
三月里来桃花开，
蝴蝶双双把蜜采……
我们实在坚持不住，冻的往家里跑，台下一个人都没有。
我们一边跑一边回头看，那些演员是不是演给那几头毛驴看。只见一群人抱着乐器扛着道具穿着花花绿绿的演出服装，缩缩脖子勾勾腰往盐场猛跑。
以后，我眼中的地主有了固定形象。我在课本空白处和练习本上，除了画枪和军官，还有守着一堆金元宝的地主。除了猎枪，我还想有一根文明棍。
除此之外，每当过年，大队组织高跷队秧歌队到各屯演出。尽管多少年都是千篇一律的“如今盐场大变样”，也是人山人海。县文化馆和公社文化站，每年举行文艺汇演，还有各种球类书法象棋等比赛。山东快书《孔老二吃韭菜》，就是通过文艺汇演涌现出来的优秀节目。徐百礼的大鼓词，也如法炮制。
我家从边外回来，在小西山掀起一场“洋戏匣子”狂潮。每年过年，盐场傻春林“唱落子”要饺子和“大红票”。“文革”时期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唱样板戏说俏皮话，小成子舅舅弹马头琴，都属于不同时代的群众文化娱乐活动。
土地承包后，家家户户有了电视机，削弱甚至取代了传统群众文化娱乐活动。日子越来越好过，总有人想不开成了黑刺挠鱼，气大，动辄寻死觅活。
爷爷办丧事时，二田子是杠夫。他家住东南地，小时候，我经常和他、林富有去西南海抬鱼。我说起那一次，我们仨和谢屯两个姑娘抢鱼，两个姑娘为了感谢救命之恩，免费让小西山赶海女人免费坐船去“老石礁”打海蛎子。结果第三天翻船，两个姑娘和一船谢屯女人遇难的往事。二田子说他忘得一干二净。我反复提示，他确实忘了。他比我大两岁，却管我叫“大哥”。我说：“你把自己年龄也忘了吗？”他想了半天，说：“我确实比你大两岁。”他说起在鲅鱼圈打海蜇，木头船大战渔政铁甲船的经历，说：“太锋，我们要有你这两下子，肯定把铁甲船打得落花流水。我太累了，要不是还有两个儿子，真不想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