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五叔在华铜矿一氧化碳中毒身亡，葬进南海底。大伙儿怕他复活之后爬不出棺材，留了道缝隙，埋而不葬。妈妈和老婶、老奶、五婶几个女人，昼夜轮流呼唤，里面一直没有回应。直到棺材里面透出异味，这才钉棺圆坟。
我从部队转业已经板上钉钉，也煞有介事在小门留了道缝，盼望部队来人，通知将我保留。五叔躺在棺材里，外面再呼唤也没能起死回生。我躺在小屋里，渴望部队来人呼唤，外面没传来一丝声音。别说我代表军区加入解放军文艺“90方队”专辑，发表长篇巨制也无济于事。一次我去某离休首长家里采访，一位中年军人坐在客厅里，埋头钻研一本关于鸽子饲养书籍。我以为我军仍编制信鸽部队，此军人来首长家里汇报工作。首长介绍：“这是我小孩，这位是董叔叔。”“中年小孩”起身立正敬礼：“董叔叔好！”小孩比我大许多，在家里一边养鸽子一边服役，职务已经正团。假如我是“小孩”笼子里的一只鸽子，留队肯定没有问题。对于别人如同萝卜白菜般简单的事情，放在我身上都是奇迹发生。
我不再害怕回到小西山，不在乎别人议论我的兵是真是假，盐场学校是否接纳。我到天津街派出所落了户口，成了名副其实的大连人。我到民康街粮站落了粮食关系，从此后名正言顺地吃商品粮，彻底脱离与小西山的土地供养关系。
我住长江头，
君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
共饮长江水。
我再回小西山就是串门，亲情变成亲戚，故乡变成乡愁。乡愁是疮疤是伤口，是一种永远无法治愈的慢性病，需要终生调养。乡愁让我成了一个走失的孩子，毕生都在寻亲路上。乡愁还是一棵被移栽的杨树，落叶归根成了奢望。
我与部队的联系，只剩下预备役序号“51”，如同老电影《51号兵站》。在城市里生活，必须有单位有工作有收入才能养家糊口，在单位排上房子。
那天早饭后，我以一个真正的大连人身份，去杂技团正式报到。当年杂技团来盐场表演口技《盐场的早晨》的情景，早已时过境迁。我耳边仍回响着孩子们的欢呼：“疯狗！杂技团！疯狗！杂技团！”原永宁公社双岔大队郭兆全，曾在大连杂技团乐队弹三弦。郭兆全下放回到双岔沟老家，调进复县文工团。他多才多艺，会弹三弦会表演魔术，是文工团台柱子。全民打胜农业翻身仗，大队在盐场北边子挖台田搞大干。郭兆全在台田上铺红布扣小碗，用几只泡沫假桃变来变去表演魔术，最后变出一碗道具花生，煞有介事：“这块地种过花生吧？”
在一片惊呼声中，“母狗子叔叔”拉着我找到他，“刚叽刚叽”介绍：“这小孩是演杂技的料儿，你领走得了。”他推荐我，不如说推荐自己。郭兆全笑眯眯地看了我一眼，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在家里好好学习，等着吧。”
我一等十几年，“疯狗杂技团”也被人喊了十几年。现在，当年那个小孩真的成为杂技团的一员。仙逝几年的郭先生，不知道黄泉之下是否有知。也许郭兆全先生在另一个世界里，履行了当初对一个渴望去杂技团少年的诺言。我现在去杂技团报到，既不是心想事成，也不是命运捉弄，而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和我的影子“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路牌上偏偏写着“独立街”。独立不等于孤立，“德不孤必有邻”。把握是非曲直，辨明远近亲疏，知道高低倒正，人生的道路才是一条正路。路边一棵棵似曾相识的小柳树，让我想起新兵连结束后，去高三连报到时的情景，也是这种前程未卜万般无奈的心境。一恍惚，我正走向高三连。我的背包和提包呢？接我下连的一班长赵恩才呢？
坐落在华昌街一座古旧洋建筑，有人叫大庙，有人称圣教会。这里是大连歌舞团、杂技团等文艺团体的所在地，堪称艺术殿堂，让我肃然起敬。
杂技团成立于五十年代初期，建团四十多年，继承传统节目，创演一批独具特色的杂技节目，涌现一批德艺双馨的优秀艺术人才。杂技艺术家边玉明、郜凤赞、金焕民表演的节目，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崔凤云表演的《水流星》，在第九届摩纳哥蒙特卡洛杂技比赛中获第八名，在一九八七年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节比赛中获得银狮奖。丛天表演的《软钢丝》，一九九二年在法国第十五届巴黎明日国际杂技节中获银奖”，这一切无不融入、镶嵌、渗透、凝聚在圣殿之内。
我踏着石阶走进大院里，嘈杂的声乐练习让我耳熟能详，仿佛又回到二十五中学文艺宣传队。我穿过一道狭窄走廊也穿越了历史，来到书记办公室。书记王久成，曾在广鹿地炮营任副教导员。办公室就是营部，我向书记敬礼报告，他起身还礼。我俩的手握在一起，接通了一股暖流，都不由地热泪盈眶。
王书记非常热情，说：“你再不来报到，我亲自去你家请你。”我很不好意思，为掩饰尴尬故意说：“您很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王书记说：“我调到广鹿地炮营当副教导员时，你正在警备区帮忙。”我说：“你怎么知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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