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时钟指向凌晨三点，秒针 “滴答、滴答” 地走，每一声都像敲在空荡的房间里，又弹回耳中，在寂静里格外清晰，搅得人心头发沉。
周聿靠在深棕色皮椅上，椅背陷出一道浅浅的印子。
面前的演讲稿摊开着，纸页被夜风吹得微微卷边，可他一页都没再翻动 —— 那些字句早就刻进了心里，每个标点的位置都记得分明。
此刻盘旋在脑海里的，不是背诵的流畅度，而是比这更沉重的拷问，像细密的网，裹得他呼吸都慢了半拍。
他抬手去端桌角的咖啡杯，指尖刚触到杯壁，就被冰凉的温度刺了一下。才想起，这已经是第三杯凉透的咖啡，杯底还沉着没化完的糖粒，黏在杯壁上，像他心里挥之不去的疑虑。
目光飘向窗外，夜色浓稠得像化不开的墨，只有远处街灯的光，隔着玻璃映出模糊的光斑，忽明忽暗。
那些疑虑也跟着起伏：明天站在台上，台下那么多双眼睛 —— 有高校师生的审视，有基层干部的打量，还有媒体记者的镜头，会不会有人指着他说 “作秀”？会不会有媒体揪着 “官员公开道歉” 的话题大肆炒作，反而把沈清姿再次拉进舆论漩涡，让她又一次承受不该有的议论？甚至，会不会因为公开牵扯出当年的派系问题，影响到外交部的工作，让自己多年的政治生涯，就这么蒙上一层洗不掉的阴影？
这些疑虑不是空穴来风。
下午老领导的电话还在耳边响，语气里的担忧像浸了水的棉絮，沉得人喘不过气：“阿聿，你再想想，公开道歉的风险太大了。就算要还她清白，等组织结论出来后，私下找她沟通，把事情说开，效果不是一样？没必要把自己架到火上烤。”
他当时握着手机，手指无意识地攥紧，直到机身硌得掌心发疼，也只说了句 “谢谢您的关心，我已经决定了”。挂了电话才发现，手心全是冷汗，连手机屏幕都沾了一层湿意 —— 他不是不怕，只是这些 “怕”，在想起沈清姿的瞬间，都变得轻飘飘的，再也撑不起 “退缩” 的理由。
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个雨夜的画面。
那天的雨下得急，砸在办公楼的玻璃上噼啪作响，连空气里都飘着雨水的冷意。
沈清姿浑身湿透地站在他办公桌前，浅蓝色的衬衫贴在身上，头发滴着水，顺着脸颊滑进衣领。她手里攥着匿名信，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指甲几乎要嵌进纸里，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颤抖，每一个字都像裹着冰碴：“周聿，我不怕查，真的不怕。我怕的是，以后不管我在基层做什么，别人都会在背后说‘她是靠周聿才没事的’—— 我想要的，从来不是‘压下去’，是‘说清楚’，是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没做错。”
那时的他，只觉得 “说清楚” 会引发更多风波，不如 “压下去” 稳妥。
可现在再想起她当时的眼神 —— 里面有委屈，有倔强，还有一丝没说出口的期待，他才终于明白：对沈清姿而言，尊严比 “稳妥” 重要，公开的清白比 “内部结论” 重要。
他不能再用自己的 “怕”，去辜负她当年藏在眼泪里的、没能说出口的期待。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隙。深秋的夜风带着寒意灌进来，吹得他打了个寒颤，额前的碎发被风吹得晃动，却也让混沌的脑子清醒了几分。
他开始在脑海里预演明天的场景：走上演讲台时，聚光灯会打在身上，亮得让人睁不开眼，台下的人影会模糊成一片，能听到相机快门 “咔嚓” 的声音，会不会有人在下面小声议论？念到匿名信事件时，会不会有记者突然站起来，话筒递到面前，语气尖锐地问 “您现在道歉，是不是因为知道组织要调查，提前做铺垫”？展示证据截图时，会不会有基层干部皱着眉质疑 “这些证据的来源合法吗？会不会是后期伪造的”？
每一个可能的 “意外”，他都在心里想了应对的方式 —— 如果被问 “是否作秀”，他就从口袋里掏出那份机要签收单，指尖指着 “纪委指定部门” 的字样，声音坚定地告诉所有人：“这份证据昨天已经通过机要渠道递交给组织，接受核查，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经得起检验。” 如果被问 “为何现在才道歉”，他就垂下眼，坦诚地说：“过去三年，我一直在反思自己的错误，直到查清所有真相，拿到确凿证据，才有资格站在这里，给她一个交代，也给我自己一个了断。” 如果有人故意牵扯沈清姿，把话题往她身上引，他就抬眼看向镜头，一字一句地说：“她是无辜的，当年的所有误解，都是因为我的失职和某些人的恶意中伤，所有责任在我，与她无关。”
预演到演讲结尾时，他仿佛真的站在了聚光灯下。
能感觉到脚下舞台的坚实，能看到台下基层干部代表眼里的期待，能看到摄像机的红灯亮着，像一双双注视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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