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北宋·名臣）：“其‘破弊’之志与我同，其‘行事’之法我当议”
“我写‘先天下之忧而忧’，所求不过‘革弊政、安百姓’，这与王安石的初心本是同路。他见北宋‘三冗’积弱，敢站出来推新法，这份‘不避权贵’的勇气，比那些‘明哲保身’的官员强太多，我打心底佩服。
但他做事太‘急’太‘偏’：庆历新政时，我推改革，先‘整吏治、选贤才’，慢慢来、稳着走，哪怕失败也没扰了民生；他倒好，一上来就强推青苗、募役诸法，不管地方能不能接、百姓能不能受，最后把朝堂搅成‘新党旧党’，斗得你死我活。若他能学‘循序渐进’，多听不同声音，或许变法不会落得这般下场。”
朱熹（南宋·理学家）：“其‘救时’之念可谅，其‘学术’之失当批”
“我讲‘存天理、灭人欲’，治世当以‘儒家义理’为根本。王安石却以‘新学’治国，说‘义者，利也’，把‘求利’当成‘治国核心’，这是混淆了‘义利’，背离了孔孟之道——国家固然要‘富’，但更要‘教民以义’，若只重‘利’不重‘义’，百姓只会‘逐利而忘本’，天下哪能安稳？
他变法的问题，根源在‘学术偏差’：因信‘新学’，才会搞‘与民争利’的新法；因轻‘义理’，才会听不进‘守旧派’的劝。后世学者当明辨：‘救时’需‘循义’，若为‘救时’而背离儒家根本，再急的变法，也只会‘治标不治本’，甚至‘祸国殃民’。”
王阳明（明代·思想家、官员）：“其‘知行’未合一，其‘初心’终难成”
“我讲‘知行合一’，主张‘知善即行，行善即知’——改革的根本，是‘知百姓之苦，行利民之策’。王安石虽知‘北宋积弊’，却没‘知百姓承受之限’；虽行‘变法之策’，却没‘行因地制宜之法’，这是‘知行脱节’，难怪新法会‘好经念歪’。
他若懂‘心学’，便该知道：青苗法好不好，得看百姓认不认可；募役法行不行，得看地方能不能落地，而非‘坐在朝堂拍脑袋决定’。我当年平宁王之乱、治南赣匪患，都是‘先察民心，再定对策’，哪会像他这般‘强推硬干’？他的失败，说到底是‘没把百姓放在心上’，只把变法当成‘实现理想的工具’，这哪是‘知行合一’，分明是‘知而不行、行而不知’。”
李鸿章（晚清·名臣）：“其‘遇主’之幸我难及，其‘干事’之苦我深知”
“我办洋务、推新政，一辈子在‘替君受过’，最懂王安石‘变法之难’——他有宋神宗‘全力支持’，我却只有慈禧‘半推半就’；他面对的只是‘士绅旧党’，我却要应对‘列强环伺、朝堂掣肘’，比他难百倍。
但他的‘刚愎’，我却不敢学：他听不进司马光、苏轼的劝，把能臣推到对立面；我却得‘忍辱负重’，哪怕被骂‘卖国贼’，也得跟曾国藩、左宗棠联手，不然洋务连‘推一步’都难。他的‘干事’之苦，我感同身受；他的‘失策’之痛，我也引以为戒——改革不是‘孤胆英雄的戏’，得‘会妥协、能联合’，不然再大的理想，也会被‘孤立无援’击垮。”
李斯（秦朝·丞相）：“其‘集权’之念可嘉，其‘无术’之失当惩”
“我辅始皇帝定天下，靠的是‘律法为纲、君权独断’，王安石想借青苗法、市易法把财权收归官府，跟我‘强干弱枝’的思路一致——他懂‘国家需掌控资源’，比那些‘放任豪强坐大’的庸臣强。
但他太‘无术’：既没定严法防地方官‘乱改新法’，又没靠君权压下‘旧党反对’，反倒让‘新党内斗’‘百姓抱怨’，把好事办砸。我当年推郡县制、统一度量衡，靠‘严刑峻法’保执行，靠‘君权独断’平异议，哪会像他这般‘束手束脚’？若他在秦朝，早按《秦律》治个‘办事不力’之罪，先让他学‘驭下之术’，再谈变法。”
海瑞（明代·清官）：“其‘为民’初心与我同，其‘妥协’之失我不齿”
“我一生敢怼权贵、敢骂皇帝，只为‘护百姓、守公正’，王安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想法，本与我心思相通——他想帮农民避高利贷，想让豪强少占利，这份初心没错。
但他太‘妥协’：见宋神宗犹豫就‘罢相’施压，用吕惠卿这种‘争权小人’也不察觉，最后‘新法变味’‘百姓受苦’，却只会‘退守江宁’。我当年上《治安疏》，明知会触怒嘉靖，也敢硬刚；哪怕被贬海南，也没忘‘替百姓说话’。王安石若有我一半‘刚直’，早查了那些‘乱推新法的官’，早拒了那些‘投机的人’，哪会让变法落得‘伤民’的骂名？”
王夫之（明末清初·思想家）：“其‘救时’之勇可赞，其‘短视’之弊可鉴”
“明末‘积弊’深似北宋，我深知‘改革需破局’，王安石敢无视‘祖宗之法’，硬推新法救宋，这份‘不避风险’的勇气，比那些‘空谈义理’的理学家强——他是‘真敢干事’的人，不是‘混日子的太平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