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永乐大帝朱棣崇“开拓进取、强势护权”：“朕五征漠北、派郑和下西洋，所求不过‘大明强盛、外夷臣服’。林则徐禁烟抗英，是拒外夷欺辱、护国家权益，这份‘不怯外、敢担当’的劲儿，朕喜欢！若在永乐朝，朕不仅会支持他禁烟，还会让他整饬军备、加强海防，让外夷知道大明不好惹——朕当年迁都北京、亲征漠北，就是要让天下知大明之威。凡为国家扬威、为百姓除害的臣子，朕必委以重任、赐以殊荣！”
光绪帝怀“愧疚与遗憾”，叹其“忠而见弃”：“朕亲政后，亦想仿‘商鞅变法’，革除弊政、强我大清，却受制于慈禧太后，步步维艰。林公（林则徐）当年禁烟，朕的皇祖（道光帝）虽初许其愿，却在洋人施压下将其流放，此乃我大清‘外惧强敌、内无定见’之弊！林公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与朕后来推行‘戊戌变法’、设学堂、办工厂的思路相通——可惜林公早逝，朕亦无实权，最终变法失败、国势日衰。若当年皇祖能信林公到底，让其主持海防、推新政，我大清何至于今日被外邦欺凌至此？林公是忠臣，是大清的‘救时之相’，却被时代所弃，朕深感愧疚！”
面对后世为他立祠、铸像、着书，林则徐摆手婉拒，眉宇间带着士大夫特有的沉稳：“诸位不必为某如此铺陈。某当年赴广州禁烟，从没想过要‘留名青史’——道光十八年，某在湖广总督任上，见百姓因鸦片骨瘦如柴，商号因白银外流倒闭，州县因烟税贪腐乱象丛生，夜里想起这些，便觉身为朝廷命官，若坐视不管，便是愧对党禄、愧对百姓。”
他指着虎门销烟的画像，指尖轻轻划过画面里的石灰池：“某当年用‘海水浸化法’销烟，不是为了‘震吓外夷’，是怕鸦片残渣被人捡去再贩，害了更多人。那二十三天里，某每天都去海滩巡查，见鸦片在石灰水里消融，心里想的不是‘某立了多大功’，是‘这下又少了些毒物害民’。后来被贬伊犁，某也没怨过——只要鸦片能禁、百姓能安，某个人的得失算得了什么？”
语气里多了几分沉重：“后世若真记着某，就别只记‘林则徐禁烟’这六个字。要记着当年鸦片为何能泛滥——是官商勾结、是吏治腐败、是朝廷昏聩；要记着某在广州时，为何要译《四洲志》、买西洋炮——不是某‘崇洋’，是某见外夷船坚炮利，怕我华夏再无还手之力。这些教训，比给某立多少碑都重要。”
当得知后世华夏已彻底根除鸦片之害，百姓再无“烟瘾之苦”，甚至将禁毒列为国家重典时，这位一生与鸦片斗争的老人，眼眶泛红，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激动：“真的？我华夏再无鸦片流毒了？百姓再也不用受那‘一口烟膏半条命’的苦了？”
他看着天幕中现代禁毒宣传海报，反复打量上面“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标语，仿佛能看见街头巷尾无一人沾染烟瘾的景象：“某当年在伊犁，曾梦见过这样的日子——田里的农夫有力气种地，作坊的工匠有精神做工，孩子们能健康长大，不用再看爹娘因烟瘾卖儿鬻女。如今见你们真的做到了，某这颗悬了一辈子的心，总算能放下了。”
他指着展柜里的旧烟枪（文物），语气里满是感慨：“这些害人的东西，就该永远封在柜子里，让后人看看鸦片有多毒、当年的斗争有多难。某当年禁烟，最难的不是对付外夷，是对付那些‘既得利益者’——有的官员收了烟商的贿赂，有的士绅自己就是烟贩，他们骂某‘多管闲事’，甚至想暗害某。可某不怕——只要能禁了鸦片，某就算被罢官、被杀头，也值了。”
他转头对身边的人说：“你们能守住‘无鸦片’的局面，比某当年禁烟更难——某当年只是‘堵源头’，你们却要‘防复燃’。一定要记住，鸦片这东西，一旦放松警惕，就会卷土重来。要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鸦片的害，要让官员们不敢包庇、不敢纵容，这样才能保华夏永远无鸦片之祸。”
谈及后世对他个人的追捧，林则徐提及那些与他一同禁烟的无名之辈，语气里满是敬重：“某不过是个‘钦差大臣’，真正该被记着的，是那些跟着某一起查烟、销烟的人。有广州府的差役，冒着被烟商报复的风险，深夜去码头搜鸦片；有虎门的百姓，自带工具来帮着挖销烟池，连饭都顾不上吃；还有那些在抗英斗争中牺牲的士兵，他们连名字都没留下，却用命护住了广州的城门。”
他要求把“广州禁烟志士名录”（若有）挂在纪念场所的显眼处：“某希望来这里的人，不只知道林则徐，还知道张三、李四这些普通差役、百姓的故事。他们没有‘钦差’的头衔，却比某更贴近民间的苦，比某更敢跟烟贩硬碰硬。还有邓廷桢（时任两广总督，与林则徐共同禁烟），他比某早到广州，已经查了不少烟案，某不过是接着他的事做——若要追念，就该追念所有为‘禁烟’拼过命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民族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