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旨既下，程序便如同上紧了发条的机括，迅速而有序地运转起来。数日后，一切准备就绪，谢珩得以首次踏入那座贮藏着他此行最终目标的圣地——宫城东南隅，紧邻着文华殿的文渊阁。
与翰林院那相对开放、人员往来的院落不同，文渊阁更显幽深肃穆。它并非单一楼阁，而是一组由廊庑连接、戒备森严的建筑群，黑瓦朱柱，飞檐斗拱，隐在参天古柏的浓荫之下，平日里除特定职守的官员、宦官及奉旨查阅者外，严禁任何人靠近。
谢珩在一位面无表情、身着葵花团领衫的司礼监随堂太监引导下，穿过数道由大汉将军（宫廷侍卫）把守的门禁，每过一处，皆需验看牙牌，核对身份文书。空气仿佛都凝滞了，唯有脚步声在空旷的廊庑间回响，带着一种沉重的压迫感。最终，他们停在一座最为宏大的殿阁前，门楣上悬着“文渊阁”三字泥金匾额，乃永乐皇帝御笔亲题，历经百年风雨，依旧金光熠熠，彰显着无上威严。
殿门开启，一股混合着陈年墨香、楠木书柜、以及淡淡防虫药草的气息扑面而来，厚重而古老。殿内光线幽暗，仅凭高窗投入的几束天光，以及少数几盏长明宫灯照明，愈发显得深邃莫测。放眼望去，是一排排顶天立地的巨大楠木书架，如同沉默的巨人，整齐地排列至视野尽头，书架上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地摆放着无数黄绫包裹的书函，如同沉睡的军队，肃穆无声。那便是《永乐大典》的正本，共计一万一千九十五册，静静地沉睡于此，承载着一个帝国曾经的雄心与一个时代的智慧精华。
谢珩的心，即便早已历经万载，此刻亦不免微微悸动。非为这凡间帝王的珍藏，而是为了那藏于这浩如烟海文字之中、关乎忘川安稳、亦关乎他能否顺利完成狄仁杰所托的关键线索。
他的具体差事，被安排在文渊阁配殿的一间值房内。此次所谓的“重录校勘”，在嘉靖皇帝并未投入大量资源、且朝中重心亦不在此的情况下，规模远非永乐年间可比。实际参与的核心人员并不多，主要由几位资深的翰林官负责统筹、拟定章程，而谢珩等少数几名被选中的年轻官员，则负责最基础，也最繁重的“检视”与“录副”工作。
所谓“检视”，便是逐一清点、查看现有《永乐大典》正本的保存状况，记录蠹损、霉变、字迹模糊等情况。而“录副”，则是将部分被认为亟需备份或重点校勘的卷册，重新抄录一份副本。
这，正是谢珩梦寐以求的机会！
然而，工作的艰难程度，远超常人想象。管理文渊阁的太监与翰林院堂上官共同立下了严苛的规矩：所有参与人员，不得将任何笔墨纸张私自带入核心书库；每日进入书库提取需检视或抄录的卷册，数量皆有严格限定，需登记在册，日落前必须如数归还，一本不得短缺；在值房内抄录，亦有宦官或书吏在一旁“陪伴”（实为监视）；抄录完毕的稿纸，需经核查后方能带出，且不得有任何涂改、批注。
谢珩被分配到的，是“子部·杂家类”的部分卷册。他每日卯时入宫，在严格的监视下，从浩瀚的书架上，根据编号，小心翼翼地请出两三函以黄绫包裹、以楠木夹板保护的大典。每一函都沉重异常，散发着岁月沉淀的气息。
回到值房，在宦官淡漠的目光下，他先需仔细“检视”：轻轻解开黄绫，翻开坚硬的书壳，露出里面用工整的馆阁体抄录在厚实桑皮纸上的内容。他需检查书页是否有虫蛀、水渍、墨迹晕染，边角是否破损，并用特制的软毛刷轻轻拂去积尘，记录下每一处需要修复的细节。这个过程必须极度小心，稍有不慎，便可能对这部存世孤本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检视完毕，便是“录副”。他铺开特制的、与正本规格相似的宣纸，磨好浓淡适中的徽墨，选用大小合宜的湖笔，开始一字不差地抄录。这并非简单的誊写，而是需要极致的耐心、专注与体力。馆阁体要求字字工整，笔笔到位，结构严谨，不能有丝毫潦草懈怠。而《永乐大典》的内容包罗万象，除了常见的经史子集，更有大量天文、地理、医卜、僧道、戏剧、工艺、农艺乃至小说家言的记载，许多生僻字、异体字、乃至图形符号，都需要准确无误地摹写下来。
谢珩端坐于书案前，身姿挺拔如松，目光沉静如古井。他调控着呼吸，手腕悬空，运笔沉稳有力。笔尖在纸上游走，发出极其细微的沙沙声，一个个与正本别无二致的墨字，便在他笔下流淌而出，排列成行，汇聚成篇。他抄录的速度，看似不快，却异常稳定精准，仿佛一架不知疲倦的精密机械。
然而，无人知晓，在这看似全神贯注的抄录之下，谢珩的神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着。他的双眼，如同最高效的扫描仪，不仅仅是在“看”字，更是在以一种超越凡俗理解的方式，将所见的每一个字、每一幅图、乃至纸张的纹理、墨色的浓淡，都瞬间烙印入神魂深处，进行着同步的、更为精细复杂的“复制”！这并非简单的记忆，而是动用了他作为忘川使君的本源力量，在识海中构建起一个与眼前卷册完全一致的“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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