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一个消息如同惊雷，震撼了大明帝国，也彻底改变了郑和的命运：雄才大略的永乐皇帝朱棣，在第五次北征蒙古的回师途中，驾崩于榆木川。
南京的夏日的溽热，此刻在郑和感受来，却透着一股彻骨的寒意。他站在南京守备府的庭院中，手中可能还握着关于海船维护或某份海外舆图的文书，但思绪已飞向了北方的茫茫草原。那位将他从卑微中拔擢，赋予他旷世使命，与他有着半生知遇之恩的君王，就此龙驭上宾。郑和心中涌起的，不仅是臣子对君王的哀恸，更有一丝对未来的深切忧虑。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下西洋的壮举，与永乐皇帝个人的雄心和气魄息息相关，是“永乐盛世”最外在的华彩乐章。
忧虑很快成为了现实。太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洪熙帝。新帝的执政风格与其父迥异，他更着眼于帝国内部的治理与财政的紧缩。在审视庞大的国家支出时，那耗资甚巨、在部分朝臣看来“厚往薄来”以致“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的下西洋活动，自然成为了首要的裁撤对象。即位诏书中，明确下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
诏书抵达南京，郑和恭敬地接旨，面容平静如水，但内心仿佛听到了一声巨锚沉入海底的闷响——一个属于他的时代，似乎就此终结了。他被正式任命为南京守备，与宦官王景弘等人共同负责留守南京的各项事务。这是一个显要的职位，标志着皇帝对他的信任，但对他而言，这无异于将翱翔于大洋的蛟龙，圈禁于一方精致的池塘。往后的日子里，他虽恪尽职守，处理着繁冗的政务，修缮着南京的城墙与宫阙，但每当长江上的风帆掠过他的眼帘，每当夜晚听到隐约的江涛之声，他的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飞向那浩瀚无垠的印度洋，想起占城的椰林、古里的佛寺、忽鲁谟斯的喧嚣，以及非洲海岸那壮丽的日落。这段岁月，是他人生中一段看似显赫却内心黯淡的沉寂期。
然而，历史的走向再次出人意料。洪熙帝在位不足一年便骤然离世。其子，年轻的朱瞻基继位，改元宣德，是为明宣宗。这位在祖父永乐皇帝身边长大的新君，身上似乎流淌着与其祖相似的、开疆拓土、扬威四海的血液。他目睹过永乐盛世的万国来朝，感受到祖父那囊括宇内的气魄。面对其在位期间，西洋诸国朝贡渐稀的局面，宣德皇帝决心重振祖父的遗风，再现“际天极地，罔不臣妾”的盛况。
宣德五年（1430年）的一道谕旨，如同一声春雷，惊醒了郑和沉寂多年的心海。皇帝力排众议，决意重启下西洋的壮举。而承担这一使命的不二人选，依然是那位年近花甲、经验丰富的老将——郑和。
诏书送达时，郑和正在南京守备府中处理公务。他展开黄绫，一字一句地读着，握着诏书的手，竟微微有些颤抖。那熟悉的使命，那远方的呼唤，再次清晰地回荡在耳畔。然而，此时的郑和，已不再是当年那个精力充沛、意气风发的壮年将领。长年的海上颠簸、繁重的政务，以及岁月的侵蚀，都已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鬓角早已斑白，额上也刻满了风霜的沟壑。
消息传开，许多故旧亲友纷纷前来劝谏。“郑公，您年事已高，海上风波险恶，何必再受此奔波之苦？”“如今位高权重，正当在京安享晚年，含饴弄孙，岂不美哉？”这些劝告，充满了关切与善意。
郑和静静地听着，目光却穿越了厅堂，投向了窗外遥远的南方天际。他缓缓摇头，语气平和却蕴含着钢铁般的意志：“诸位好意，郑和心领。然我这一生，自入宫闱，便与海洋结下不解之缘。这二十余载，劈波斩浪，访问异域，已是我生命之全部。海洋，既是我的使命，亦是我的归宿。若能为陛下、为大明再尽最后一次绵力，最终能死在航海的路上，对我而言，非但不是悲哀，反而是莫大的幸事与圆满。”
他的决心，无人能移。接下旨意，郑和立刻以全部身心投入了第七次远航的准备工作中。尽管轻车熟路，但他依然事无巨细，亲自过问。招募人员、修缮宝船、筹备赏赐物资、整理更新海图……一切都在他的督导下紧张而有序地进行。这一次的船队规模，据《明宣宗实录》等史料记载，空前庞大，拥有超过一百艘各色船舰，随行人员包括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书算手、医士、水手、各类民匠……总计高达两万七千五百五十余人。
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1431年1月），庞大的船队从南京龙江湾启航，先至太仓刘家港集结，随后于宣德六年（1431年）冬季，利用东北季风，正式扬帆南下。这第七次远航，成为了郑和生命的绝唱，也是一次集大成的总结之旅。船队重访了熟悉的东南亚、印度、阿拉伯世界乃至非洲东岸的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如占城、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古里、忽鲁谟斯、祖法儿、阿丹，乃至木骨都束、幔八撒等。在沿途，他们一如既往地宣诏赏赐，调解纠纷，抚慰番王，进行贸易，将大明和平友好的形象，最后一次深刻地烙印在这条漫长的海上丝绸之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