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鹏举此次“闪电战”一夜之间就消灭了一个割据政权，令各国和政权的统治者寝食难安。也就是说钟鹏举具备挑战任何一国的潜在实力，如果他自己的人马足够的话（攻打下来之后要派兵驻守）。
上次抗疫大战加上今次“闪电战”，钟鹏举在民间坐实他乃是天降神人的传言。
此战中，钟鹏举的前膛炮、轰天炮等重型武器展现出碾压传统守城器械的威力，给南北各国带来强烈震撼。楚武王马殷看到公安城墙被轰天炮撕裂的情报后，立刻在潭州（今长沙）设立“火作营”，研发火药和仿制青铜前膛炮；蜀主王建在垂危之中则命工匠改进火药配方，试图研发威力更强的火炮。
这种“军备竞赛”间接推动了南方军工技术的进步，使以后的攻城战不再依赖传统的“蚁附攻城”，而是转向火炮对决，成为“火力决定胜负”的开端。
钟鹏举的胜利也证明，新兴势力可通过技术革新突破地缘限制——他既非中原将门之后，也非南方士族出身，却凭借火炮优势在半年内崛起为长江中游的重要力量，这动摇了传统的“门第政治”根基。
江陵与公安的控制权转移，实质是长江中游航运主导权的更替。钟鹏举占领两城后，立刻颁布《江路通商令》：凡过往商船只需缴纳三成商税，即可获得安全护航（由其海军军舰护送）。这一政策迅速吸引了楚的茶叶商、蜀的丝绸商、
吴越的瓷器商，使江陵的码头吞吐量在数日内恢复并超过高季兴执政时期。
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引发连锁反应：楚因茶叶外销便利而国力大增；蜀则通过江陵向中原输出丝绸，与（后）梁形成间接贸易，缓解了其地缘孤立。
钟鹏举自身也借此积累了雄厚资本，至918年已拥有一百六十艘主力战舰、十万海陆军，成为介于杨吴与后梁之间的“第三方力量”，迫使双方在制定战略时必须考量其态度，客观上延缓了他们南方统一的进程。
当钟鹏举在江陵城头插上帅旗时，他或许未曾想到，这场连夜奔袭的攻城战，不仅摧毁了两座城池的城墙，更打破了十国初期“弱肉强食却维持脆弱平衡”的政治生态。荆南的灭亡、杨吴的崛起、技术革新的扩散、航运利益的重组……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实则环环相扣，最终催生了一个统一的帝国，结束这数百年的大乱局，而江陵与公安的硝烟，正是这场历史转折的第一簇火花。
钟鹏举重塑了长江中游的地缘格局。
荆南作为十国时期的“缓冲国”，长期依托江陵及长江水道的枢纽地位，在吴、楚、蜀等大国间周旋。钟鹏举摧毁两岸据点、封锁长江的行动，直接打破了这种平衡——钟鹏举夺取了对长江中游航道的控制，意味着钟鹏举了“以江制霸”的资本。
此前，荆南常以拦截过往商队、勒索各国贡使为生（时人称为“高赖子”），其经济与军事均依赖长江水道。据点与战船的覆灭，使钟鹏举从“长江收费站”，长江中游的航运主导权彻底落入钟鹏举手中，为后来钟鹏举吞并楚地、西窥巴蜀奠定了水路基础。
钟鹏举推动军事技术的跨时代迭代。
钟鹏举所使用的钢铁车船、前膛炮、天雷火等装备，在十国时期属于“超前技术”。其实战效果（如铁甲船抵御箭矢、火炮轰塌石制堡垒）必然引发各国震动。
钟鹏举自身加速军工革新，将“舰炮协同”模式推广至整个水军，使其成为南方最强水上力量；楚、蜀、吴越等国为应对威胁，纷纷效仿研发火器与铁甲战船，间接推动中国古代军事从“冷兵器主导”向“火器辅助”过渡。
那个世界的夏国尽管史料中五代尚未出现成熟火炮，但钟鹏举作为穿越者提前发明火炮的情节暗合了宋代火器普及的历史趋势，可视为技术变革的“预演”。
人心上，守军见证了钢铁战船与火炮的威力，对原荆南的统治失去信心，为后来死忠效命钟鹏举埋下伏笔，加速了其它政权的瓦解。
钟鹏举名义上作为杨吴将领，其军事行动不仅是地缘扩张，更暗含政治意义。摧毁荆南据点后，杨吴可宣称“清除长江航道的割据势力”，以“统一南方、恢复秩序”为旗帜，增强对境内百姓与其他割据政权的号召力。
这种叙事十国时期尤为重要——各国皆以“正统”自居，钟鹏举的胜利使杨吴得以将“武力统一”与“拨乱反正”绑定，为后续吞并楚、闽、汉、吴越、梁、唐、晋、岐等国积累了政治资本。
钟鹏举的行动看似只是一场局部战役，实则像投入长江的一颗巨石，激起连锁反应：它重塑了长江中游的权力结构，推动了军事技术的革新，加速了弱小政权的消亡，更强化了南方大国的扩张逻辑。在十国“弱肉强食”的乱局中，这一过程既是割据时代的常态，也暗合了历史走向统一的必然趋势——正如长江水道最终会被整合为一体，分裂的中国也终将走向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