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江的红磡体育馆后台，许峰正对着镜子整理西装领口，镜面上那张贴了三年的《帝女花》粤剧演出海报。
而且，这张海报的边角已经微微卷翘，周世显的水袖与长平公主的裙裾在泛黄的纸面上交缠，像极了他和司徒倩去年在红船戏台后台排练时的剪影——那时她穿着米白色戏服，水袖扫过他的手背，痒得他差点忘了台词。
这时，口袋里的传呼机突然“嘀嘀”震动，在挂满戏服的走廊里格外清晰，绿色屏幕上跳出司徒倩的字迹：“红船戏台已搭好，红绸缠了栏，灯笼挂了檐，等你亮嗓。”
他指尖划过冰凉的屏幕，忽然想起昨夜的国际长途电话里，她笑着说“《帝女花》的合唱段，可别跑调，我外公的录音带还在呢”，听筒里还传来粤胡试音的咿呀声，混着黄浦江的汽笛声，像一首温柔的序曲。
正在这一刻，舞台总监老王匆匆跑来，深蓝色的工作衫后背洇出大片深色汗渍，额头上的汗珠顺着鬓角往下滑，滴在磨得发亮的工作牌上。
“许少，主电源箱被人动了手脚，”他抓着布满油污的抹布擦了把脸，声音带着急喘，“线路烧了一半，刚才试了试，连追光灯都启动不了，怕是撑不过开场。”
许峰跟着他往地下室走，应急灯的光在布满锈迹的管道上投下斑驳影子，空气里弥漫着电线烧焦的味道，像小时候在新界老家过年，堂弟玩鞭炮不小心烧了草垛的气息，呛得人鼻腔发紧。
电源箱的锁被撬开，断口处还挂着半截铜丝，里面的线路被剪得七零八落，最显眼的是缠在断线上的月白色手帕，上面绣着玉兰花——和司徒倩戏服袖口的纹样一模一样，连花瓣上的金线都分毫不差，显然是她今早临出门时塞给他的，说“带着能安神”。
“是许氏的人干的。”许峰的声音发冷，指尖捏着那方手帕，布料上还残留着淡淡的茉莉花香皂味，这是司徒倩平常惯用的那款香皂。
昨夜股东大会上，几位元老摔门而去时，许伯涛的侄子许明哲曾攥着茶杯撂下狠话，他指尖摩挲着爷爷日记本上“守好红船”的字迹，指节泛白：“想让粤剧压过地产，除非我们死在红船旧址上！”
正在此时，走廊尽头的时钟“当”地敲了一声，震得管道上的灰尘簌簌往下掉，他忽然想起司徒倩说过，她外公当年就是在红船后台，用这方手帕包着进步人士名单躲过搜查的。
那个备用发电机房在体育馆西侧，铁门虚掩着，门轴发出“吱呀”的声响，像老座钟走时的摩擦声。
许峰推开门的瞬间，一股浓重的汽油味扑面而来，呛得他猛地后退半步。三个穿黑衣的凶徒正往发电机上泼油，塑料桶倾斜的角度很大，油液在地面积成小小的水洼，映着头顶昏黄的灯，像摊开的劣质机油画。
为首的转身时，许峰瞥见他领口露出半块玉佩，青白色的玉面上刻着缠枝纹，纹路和林坤那块如出一辙，连边角的磕碰都分毫不差——去年在许氏祠堂见过，是许伯涛给心腹的信物。
“许少，天堂有路你不走。”凶徒们抄起钢管围上来，钢管在灯光下闪着冷光，映得他们脸上的刀疤格外狰狞。
许峰侧身躲过当头一击，后腰撞到发电机的铁皮，疼得他闷哼一声，像是被钝器碾过骨头。
而且，搏斗中，他的手死死地攥住为首者的玉佩，指腹抠进玉面的刻痕里，猛力一扯，玉佩应声而断，露出背面刻着的“亨利”二字，是用阴刻手法雕的，笔画里还嵌着点黑泥，显然是刚从土里挖出来的旧物。
“你们是亨利集团的余孽！”许峰的拳头砸在对方脸上，指节撞得生疼，余光却瞥见墙角的灭火器，红色的罐身在阴影里格外显眼。
紧接着，他翻滚着身一手抄起灭火器，按下压把的瞬间，白色粉末喷涌而出，呛得凶徒们连连后退，咳嗽声震得耳膜发疼。
许峰趁这空档的时机，一手抓起断玉冲出机房，传呼机在这时疯狂震动——是上海的紧急信号，连续的“嘀嘀”声像催命符，震得掌心发麻，不用看也知道，司徒倩那边一定出事了。
那质朴又美丽的上海——苏州河畔，红船戏台被红灯笼照得通红。灯笼是用绢布做的，里面点着蜡烛，火苗在风里轻轻摇晃，映得船板上的木纹都清晰起来，像司徒倩描戏词时用的描红本。
她站在船舷边，水袖在晨雾里轻轻摆动，袖角扫过船板上的刻痕，“司徒远”三个字被磨得发亮，是她外公的名字。
粤剧老前辈陈师父把进步人士名单塞进她的戏服口袋，粗粝的手指触到她腰间的玉佩时顿了顿，声音带着感慨：“这才是最该唱给世人听的戏，比《帝女花》还动人。”他手里的旱烟杆在船板上磕了磕，烟灰落在“1949”的刻字里，像撒了把碎金。
突然，岸边传来一阵喧哗声，许氏元老许伯涛带着一群记者涌过来，摄像机的闪光灯刺得人睁不开眼，像突然炸开的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