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的秋雾裹着水汽，浓得化不开，像一层湿冷的棉絮，把音乐学院的青砖教学楼裹得严严实实。
而墙面上爬满的爬山虎被雾水浸得发亮，叶片上的纹路清晰可见，水珠顺着叶尖往下滴，在墙根积成一小滩一小滩的水洼，倒映着灰蒙蒙的天。
司徒倩站在琴房门口，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门框上剥落的红漆，听见里面传来的胡琴声总在《帝女花》的转音处走调——那本该婉转凄切的“妆台秋思”，到了周伟明手里，却总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喉咙，“咿呀”一声卡壳，又猛地被拽回原调，调子歪得厉害，听得人心里发堵。
她深吸了口气，推开门时，周伟明正背对着她调弦，灰中山装的肩头落着点雾水，布料吸了潮气，显得沉甸甸的，后背的褶皱里还沾着些许未干的雨痕——想来是今早冒雾赶路时蹭上的。
他镜片后的眼睛在转身时亮了一下，那点锐利像突然捕捉到猎物的狼，一闪而过，又迅速藏回温和的笑意里，只是那笑意没抵达眼底。
“司徒同学来得巧，刚改了段新调子。”他手指在琴弦上一滑，弓子拉得急促，马尾毛摩擦琴弦的声响里，本该凄婉的旋律竟拐出《玫瑰玫瑰我爱你》的靡靡意味，油滑得让人心里发腻。
“许振海先生托我保管的粤剧老谱，下午去仓库取？据说有你母亲当年的亲笔批注，她年轻时在上海唱过红氍毹，登台时穿的水红绣裙，至今还有老票友记得呢。这些谱子是她当年的私藏，页边空白处还画着身段示意图。”
刚好这时，帆布包里的对讲机震了震，贴着腰侧，麻酥酥的，是许峰约定的频率。
司徒倩低头假装整理乐谱，指尖划过《帝女花》的曲谱封面——那封面是她母亲留下的，边角已经磨得发毛，上面用娟秀的小楷写着“1968年冬于沪上”。
她用余光扫过谱架下露出的半张“亨利货运”单据，边角印着熟悉的黄色徽标，和去年在香江码头见到的那些搬运工制服上的一模一样，心里顿时一沉。
而且，因指尖用力过大攥得帆布包带发皱，粗粝的布料勒进肉里，有点疼：“下午有视唱课，是系主任的课，他最忌讳迟到，上周有个同学晚了三分钟，被他罚抄了十遍乐谱。改天吧，周教授。”
但周伟明的笑声顿在喉咙里，像被什么堵住，嘴角的弧度僵了僵，手指在琴杆上轻轻敲了敲。
而镜片上反射着窗外的白光，白茫茫一片，看不清他眼底的情绪：“那批谱子，可是他用命换的。
当年你母亲离开上海时，特意托他保管，说等你长大了，亲手交给你——她总说，这曲子里藏着她半世的念想。
”他放下胡琴，琴杆在谱架上磕出轻响，“错过今天，再想找齐，怕是难了。仓库那边说，下周就要清仓盘点，丢了可就找不回了。”
但这句话像根冰锥，刺得她后颈发麻，顺着脊椎往下凉。她母亲的事，除了许振海，没几个人知道——母亲年轻时确实在上海唱过粤剧，艺名“婉君”，红极一时，后来不知为何突然息影去了香江。
在去年整理母亲遗物时，她在樟木箱底翻出一件褪色的水红戏服，领口绣着朵小小的玉兰花，和许峰送她的胸针模样很像。
她抓起帆布包往外走，包带勒着掌心，留下几道红痕，听见身后传来一句：“苏州河路17号，下午三点，仓库门没锁。记得带上你的学生证，门卫要看的。”
然而，这时走廊的雾气里，能见度不足五米，两旁的玻璃窗上蒙着层水汽，看不清外面的景象。对讲机贴着掌心发烫，塑料外壳被体温焐得温热。
司徒倩快步走到楼梯口，确认四周没人——只有楼梯转角处堆放着几个落满灰尘的乐器箱，上面印着“1982届毕业生留念”的字样——才对着对讲机压低声音：“他设了套。说有我母亲的批注谱子，让我下午去仓库取，地址是苏州河路17号。”
“别去！”许峰的呼吸声混着电流杂音传来，有点急促，背景里还能听见旅馆老旧空调的“嗡嗡”声，“我在旅馆被两个人盯着，穿蓝布衫，说是查暂住证的，问话时眼神直往我包里瞟，一看就不对劲。”
“陈宇已经联系了上海公安警察部门，他们说会派人去仓库附近布控。你待在琴房别动，锁好门，我想办法甩开他们过去找你——对了，早上出门时看见你桌上放着半块马拉糕，记得热一热再吃，凉了伤胃。”
可她怎么坐得住？许振海的录音带还在包里转着，昨夜她反复听了几遍，磁带卡壳处的杂音里，藏着段模糊的声音：“日记藏在走私货堆里，最底层的木箱，记着林坤和亨利的交易，还有……你母亲当年离开上海的原因，那页夹着她和一位先生的合影。”
对于她母亲的离开，一直是心里上的谜团，许振海总说“时机未到”，现在线索就在眼前，她没法当作没听见。
正在这时，司徒倩拐进楼梯间，后窗的插销有点锈，费了点劲才拉开，铁栓摩擦的“吱呀”声在空荡的楼梯间里格外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