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德机场的广播里，粤语与英语交替播报着航班信息，女播报员的声音带着机械的甜美，尾音微微上扬，像被拉得细长的糖丝。
大厅里人潮涌动，拖着行李箱的旅客脚步匆匆，滚轮划过打蜡地板的“咕噜”声此起彼伏，混着孩童的哭闹、情侣的低语、航空公司职员的指引，织成一张喧闹的网。
许峰站在国际出发大厅的立柱后，指尖捏着半杯凉透的奶茶，玻璃杯壁上的水珠顺着指缝往下淌，像没擦干净的汗，在手腕上留下蜿蜒的湿痕，很快又被干燥的空气吸走。
他盯着VIP通道的方向，那里铺着的红色地毯边缘起了毛，露出底下灰白的底子，却依旧被擦拭得锃亮，透着一股高人一等的倨傲，仿佛踩在上面的人都该自带金边。
“还有四十分钟登机。”司徒倩从值机柜台那边绕回来，发梢被空调风口吹得有些乱，几缕软发贴在额头上，沾着细密的汗珠。
她刚才假装询问去新加坡的航班，借着递机票登记的动作，眼角余光把VIP通道口扫了个遍——六个保镖，全是黑色西装，熨得笔挺，领口露出的白衬衫浆污，硬挺得像纸板，袖口扣得一丝不苟。
但腰间那处不自然的鼓起瞒不过人，轮廓分明是枪套的形状，其中两个腰间还别着对讲机，天线竖着，像两只警惕的触角。
“他带了六个保镖，听陈宇在传呼机里说，都是退役的雇佣兵，手上沾过血的，上次码头械斗就是他们出的手，不好对付。”她从帆布包里掏出块手帕，胡乱擦了擦额头的汗，手帕上还留着上次在茶餐厅蹭到的酱油渍。
许峰把奶茶杯扔进垃圾桶，金属碰撞声在嘈杂中格外突兀，引得旁边一个抱孩子的妇人侧目，那孩子正叼着奶嘴，好奇地睁大眼睛盯着他。
“陈宇说廉政公署的人已经从湾仔出发了，坐警车过来，最多二十分钟。
”他摸了摸口袋里的对讲机，黑色的机身被体温焐得有些发烫，信号格忽明忽暗地跳着，像颗不安分的心脏——机场的信号总是这样，被无数电台、雷达信号搅得七零八落，时断时续，悬在心头的石头总落不下来。
“我们不用硬拼，拖到廉署的人来就行，别冲动。”他看了眼司徒倩攥得发白的指节，她手里还捏着那块皱巴巴的手帕，指缝都泛白了。
司徒倩从帆布包里掏出两个菠萝油，油纸袋上印着“利强记”的红字，边角已经被汗水浸得发潮。
这是早上路过茶餐厅时买的，当时还冒着热气，现在摸上去依旧微微发烫，能感觉到里面的黄油在慢慢融化，把纸袋晕出一小片油迹。
“先垫垫肚子，等会儿说不定要费力气。”她把其中一个塞给许峰，黄油的咸香混着面包的甜腻漫开来，在空气中勾出馋人的味道。
“我小时候总盼着坐飞机，觉得能飞上天的人都很厉害，像神仙一样。”
她咬了一口菠萝油，酥皮簌簌地掉在米白色的裙子上，嘴角沾了点黄油，像只偷吃东西的猫，“现在才知道，有些人却是为了逃，逃得越远，越想欠的债越多。”
“比如，就像我邻居阿伯，当年就是被亨利坑得跳了楼，他女儿哭着说要坐飞机去找亨利算账，可连机票钱都凑不齐。”她声音低了下去，咬着面包的牙紧了紧。
许峰帮她擦掉嘴角的酥皮，指尖碰到她的脸颊，温温的，带着点黄油的腻。“等这事了了，我带你坐飞机去北京。”
他忽然说，语气认真得不像开玩笑，“去看天安门，广场上的红旗一飘起来，比所有招牌都亮。再去吃全聚德的烤鸭，听说师傅片鸭要片一百零八片，每片都带皮带肉，卷在薄饼里，抹点甜面酱，就着葱丝，香得能把舌头吞下去。”
司徒倩眼睛亮了亮，像落了星光，随即又黯淡下去，咬着面包含糊地问：“亨利会不会真的跑掉？他毕竟是英国人，护照在手，万一廉署的人赶不及……”
“跑不掉。”许峰望着VIP通道，那里的红色地毯被往来的皮鞋踩得发亮，像条凝固的血带，映着头顶的白炽灯，刺眼得很。
“他欠香江人的，欠内地人的，一笔一笔都记着呢。”他想起地下室找到的文件里，有一页用复写纸拓印的记录，1987年股市暴跌那几天，亨利联手许振海做空恒生指数，光是散户就被卷走了上亿资金。
其中就包括司徒倩邻居家的阿伯——那个总在巷口唱粤剧的老人，嗓子亮得像铜钟，唱《帝女花》时能把“落花满天蔽月光”唱得人掉眼泪。
并且，在最后却因为赔光了所有积蓄，连孙女的学费都没了着落，在一个下雨的清晨，从天台跳了下去。那天的雨下得特别大，司徒倩抱着他的遗像，在巷口哭了整整一夜，雨水混着泪水，把她的眼睛泡得像核桃。
广播里忽然响起飞往伦敦的登机提醒，女播报员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催促：“请乘坐BA028航班前往伦敦的乘客尽快到36号登机口办理登机手续，本次航班即将关闭舱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