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丽市公安局的紧急会议结束已是深夜十一点，但消息传得比夜风还快。当林枫一行人回到招待所时，走廊里已经能感觉到某种微妙的变化——服务员的眼神多了几分敬畏，楼梯口多了两个便衣民警，连走廊的灯光都似乎比平时亮了些。
林枫在房间门口停下脚步，回头对马文远说：“通知大家，明天早上五点出发。原计划去德宏州府芒市的行程取消，改去盈江县。”
马文远有些意外：“林书记，盈江那边路况更差，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按照惯例，州里主要领导应该在芒市等候汇报工作。如果我们直接去县里，恐怕……”
林枫推门进屋，声音平静：“恐怕什么？怕人说我们不懂规矩？马秘书长，咱们这趟下来，不是为了听汇报的。”
房间里，周明远、李悦、秦卫东等人还没休息，正聚在一起整理今天的材料。见林枫进来，都站起身。
“都坐下。”林枫摆摆手，在靠窗的椅子上坐下，“今晚不休息了，咱们抓紧时间碰个头。明天开始，情况可能会不一样。”
秦卫东第一个反应过来：“林书记，您的意思是，咱们的行踪已经……”
“差不多。”林枫点头，“瑞丽今天搞出这么大动静，抓了十几个人，解救了二十多个被困人员。这个消息现在恐怕已经传到州里、省里了。接下来咱们去哪儿，地方上都会提前知道。”
岩温省长推门进来，他刚从州委那边接了几个电话，脸色有些复杂：“林书记，德宏州委书记赵卫东同志刚才来电话，说明天一早要到瑞丽来汇报工作，问我们什么时间方便。”
“你怎么回复的？”
“我说行程还没定，等请示您之后回复。”岩温顿了顿，“赵书记还说，州里已经准备了详细的汇报材料，包括边境治理、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等各个方面，保证全面客观。”
林枫笑了，笑容里有些无奈：“准备得挺快。三天前咱们到版纳的时候，可没人这么积极。”
这话说得直白，房间里气氛一凝。周明远扶了扶眼镜：“林书记，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地方重视，工作应该更好开展才对。”
“看怎么理解这个‘重视’。”林枫站起身，走到窗前，“如果是真心想解决问题，那当然是好事。但如果只是为了应付调研，展示‘政绩’，那反而会把真实情况掩盖起来。”
他转过身：“你们想想，曼嘎村那些问题存在多久了？普洱那个乡的十七个案例，为什么一直没解决？如果地方真的重视，早就该动了。现在咱们来了，他们连夜准备材料——这些材料里有几分真实？几分水分？”
房间里安静下来。李悦教授轻声说：“从技术角度看，如果地方有意掩盖，可以临时清理现场、统一口径、甚至安排‘群众演员’。我们之前‘四不两直’看到的情况，可能再也看不到了。”
“所以我们必须调整策略。”林枫走回桌边，摊开地图，“明天不去芒市，去盈江。而且不能走大路，要走小路。通知州里，就说我们要在瑞丽多待一天，实际上五点就出发。”
秦卫东看着地图：“盈江县我去过，靠近缅甸克钦邦，边境线长，情况复杂。但路确实不好走，有一段要翻越高黎贡山余脉，雨季经常塌方。”
“就走那条路。”林枫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一条曲线，“通知盈江县，但只说省里调研组明天或后天可能到，让他们正常工作，不用准备汇报。我们要看的是日常工作状态，不是‘表演状态’。”
马文远快速记录着。岩温想了想：“林书记，要不我留下来应付州里？就说我水土不服，需要休息一天，您带其他人先去。”
“不，你跟着去。”林枫摇头，“你是省长，熟悉情况，路上要多发挥作用。州里那边，让罗建国书记应付一下，他是政法委书记，有理由在瑞丽多待一天处理案件。”
方案就这样定下了。夜里两点，众人才各自回房休息。林枫却睡不着，他打开笔记本，继续补全今天的记录：
“6月11日，瑞丽市。今日在城中村现场解救被控电诈人员二十三名，抓获犯罪嫌疑人十七名。值得注意的是，犯罪团伙已形成严密组织架构，有专人负责诱骗、运输、看守、培训、洗钱等环节，且有专业设备（GpS定位器、改号软件、虚拟货币账户等）。这说明跨境犯罪已进入专业化、链条化阶段。”
“更深层发现：地方治理存在‘重口岸、轻村寨’倾向。瑞丽口岸建设投入巨大，但城中村等流动人口聚居区管理薄弱，成为犯罪滋生的温床。基层社区力量严重不足（一个社区五名工作人员管理三千余人），难以履行治安防控职责。”
“新问题浮现：解救人员中，有六人表示‘愿意继续干’，理由是‘来钱快，被抓了也就关几天’。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比犯罪行为本身更危险。必须加强法治教育，同时提供正当就业渠道，双管齐下。”
写完这些，已是凌晨三点半。林枫合上笔记本，和衣躺下。三个小时后，闹钟准时响起。
清晨五点，天还没亮。两辆越野车悄悄驶出瑞丽市区，没有警车开道，没有地方陪同。林枫坐在第一辆车上，看着窗外逐渐褪去的夜色，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觉——调研才刚刚开始，就已经从“暗访”变成了“明察”，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车子驶上前往盈江的县道，果然如秦卫东所说，路况极差。刚出瑞丽三十公里，就遇到一处塌方，半边路面被泥石流冲毁。工人们正在抢修，看到车队，一个负责人模样的人跑过来。
“各位领导，这段路昨天夜里塌的，估计要中午才能通。”负责人抹了把汗，“要不您们绕道？从龙陵那边走，虽然多走八十公里，但路况好。”
林枫下车看了看塌方现场，又看了看表：“不等了，我们走路过去。车子想办法绕道，到前面汇合。”
“走路？”负责人都愣了，“领导，前面还有十几公里山路呢！”
“就当锻炼身体了。”林枫转头对调研组说，“大家把必要的东西带上，轻装简从。走不动的同志可以跟车绕道。”
没人选择绕道。十二个人，背上简单的行囊，开始徒步穿越这段山路。晨雾还没散，山林里湿气很重，没走多远，衣服就湿透了。
周明远是搞经济的，平时运动少，走了半小时就开始喘粗气。李悦教授倒是体力不错，边走边用平板记录海拔和坐标。秦卫东和几个公安系统的同志走在最前面探路，岩温省长不时用当地语言和遇到的村民打招呼。
走了约莫五公里，前面出现一个傈僳族村寨。寨子不大，十几户人家，都是传统的木结构房子。一个老人正在房前喂鸡，看到这群陌生人，眼神里充满警惕。
岩温上前用傈僳语打招呼，老人勉强回应了几句，就转身回屋了。这个细节让林枫眉头一皱——之前在西双版纳和普洱，边民虽然拘谨，但至少愿意交流。这里的警惕性明显更高。
秦卫东低声说：“林书记，这个寨子我去年来过，当时在侦办一起跨境枪支走私案。寨子里有人涉案，后来判了三个。估计是因为这个，对陌生人有戒心。”
正说着，寨子里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旧军装，走路有点跛。他看到秦卫东，愣了一下，随即加快脚步走过来。
“秦队长？”中年男人试探着问。
“你是……阿邓？”秦卫东认出来了，“你的腿怎么样了？”
“好了，好了。”叫阿邓的男人有些激动，“秦队长，您怎么来了？这位是……”
秦卫东介绍：“这是省里来的林书记，到边境调研。”
阿邓的表情瞬间复杂起来，有敬畏，有犹豫，还有一丝不安。他犹豫了一下，才说：“领导们到家里坐坐吧，喝口茶。”
木屋里很简陋，但收拾得干净。阿邓的妻子端来茶水，是用当地野生茶叶煮的，有种特别的苦涩味。
“阿邓以前是民兵队长，”秦卫东简单介绍，“三年前协助我们破获枪支走私案时受伤，腿中了枪。后来案子破了，但他在寨子里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有人觉得他‘出卖’了自己人。”
阿邓低着头，摆弄着手里的茶碗：“没啥，都是我该做的。就是……就是寨子里有些人，到现在还不理我。连我儿子在学校都被欺负，说他是‘叛徒’的儿子。”
这话说得很平静，但听在耳里格外沉重。林枫问：“当初涉案的那几个人，现在怎么样了？”
“两个判了十年，一个判了八年。”阿邓说，“他们的家人还在寨子里，日子过得难。有时候我也想，我做得对不对……要是当时没举报，他们可能还在，家里也有人照顾。”
“但枪支流进来，会害更多人。”秦卫东说。
“我知道，我知道。”阿邓重复着，“可寨子里的人不这么想。他们说，那些枪又没打中国人，是卖到缅甸去的，人家打仗关我们什么事？咱们自己还穷得叮当响呢，管那些闲事……”
这话暴露了边境地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国家意识、国土意识的淡薄。在一些边民看来，国境线那边的事“与我无关”，只要能挣钱，什么都敢干。
林枫沉默地喝着茶，苦涩的滋味从舌尖蔓延到心里。他想起在瑞丽解救的那些年轻人，想起他们中有人说“愿意继续干”。当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法律、道德、国家意识，都会让位于最原始的生存本能。
“阿邓，寨子里现在年轻人多吗？”他问。
“不多，都出去了。有的去瑞丽、芒市打工，有的……”阿邓顿了顿，“有的去了那边。那边工资高，一个月能挣四五千，是这边的两倍。”
“具体做什么工作？”
“说是做玉石生意，但谁知道呢。”阿邓苦笑，“反正回来的人都穿金戴银的，在寨子里盖新房。有人问，他们就笑笑不说话。”
又来了。林枫在心里记下：盈江县边境村寨同样存在“犯罪致富”示范效应，且因历史原因（涉枪案件）导致群众对执法工作有抵触情绪。
在阿邓家坐了半小时，调研组继续赶路。中午十一点，终于走到可以通车的地方。两辆越野车已经绕道赶到，等在那里。
上车后，林枫让秦卫东调出盈江县边境村寨的资料。数据显示，该县有边境线二百一十四公里，沿线三十七个村寨，总人口五万余人。近三年，该县公安机关破获的跨境犯罪案件数量，在德宏州排名第三。
“但报案率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秦卫东分析，“像阿邓他们寨子这种情况，群众不敢举报、不愿举报，实际犯罪活动可能更严重。”
下午一点，车队抵达盈江县城。果然，县里已经得到消息。县委书记、县长带着班子成员在县委大院门口等候，虽然林枫特意交代“不用准备”，但现场还是能看到明显的“准备”痕迹——大院刚刚打扫过，花坛里的花是新换的，连工作人员都穿着统一的白衬衫。
“林书记，岩温省长，欢迎欢迎！”县委书记姓段，五十岁出头，笑容满面，“听说您们徒步走了十几公里山路，真是辛苦了！我们已经准备了便餐，您们先休息一下……”
林枫打断他：“段书记，饭就不吃了。咱们直接开个短会，不要会议室，就在院子里，找个树荫就行。你们班子成员都在？各局的一把手呢？”
段书记愣了一下：“都在，都在。不过林书记，您一路辛苦，要不还是先休息……”
“不休息了，时间紧。”林枫已经走向院子角落的一棵大榕树，“就在这儿吧，搬几把椅子就行。”
十五分钟后，一场别开生面的现场会在大榕树下开始了。县里四套班子成员、各局委办一把手三十多人，加上调研组十二人，四十多个人围坐在一起。没有主席台，没有发言席，连瓶装水都是最普通的矿泉水。
林枫开门见山：“段书记，我们不听汇报材料，就聊实际情况。盈江县的边境治理，你认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段书记显然没料到这种开场，调整了一下坐姿才说：“最大的困难……应该是警力不足。咱们县二百多公里边境线，公安民警只有二百多人，边境管理大队一百多人，加起来三百多人，平均一公里不到两个人。还要负责县城治安、刑事案件……”
“除了警力，还有其他困难吗？”
“还有就是边民生活困难。”段书记这次回答得流畅了些，“边境村寨多数在山里，耕地少，产业单一，年轻人留不住。虽然我们搞了些特色种植养殖，但规模小，市场不稳定……”
“我听说有些年轻人去缅甸挣大钱，回来盖新房，有这事吗？”
这个问题抛出来，现场气氛明显一僵。段书记的表情有些不自然：“这个……确实有。但我们教育引导群众，要走正路，不能干违法的事。”
“怎么教育的？有效果吗？”
“我们搞法治宣传，发宣传册，开讲座……”
“那些盖新房的年轻人，去听过讲座吗？”
“这……”
林枫不再追问，转向县长：“县长同志，边境村寨的基础设施，现在是什么水平？比如道路、通信、饮水、医疗、教育。”
县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姓刀，景颇族。她翻开笔记本：“林书记，全县三十七个边境村寨，通硬化路的二十一个，通自来水的十八个，通4G网络的二十五个。每个村都有卫生室，但医生多数是村医，水平有限。学校的话，有二十三个村有小学校，但师资力量弱，很多老师不愿意长期在边境工作……”
数据很详细，但林枫听出了弦外之音——还有十六个村没通硬化路，十九个村没通自来水，十二个村没通4G网络，十四个村没有小学校。
“这些没通的，预计什么时候能通？”
刀县长犹豫了一下：“按照现在的投入力度，估计还要三到五年。主要是资金缺口大，县里财政困难，靠上级转移支付，但分配到边境地区的有限……”
“一年县财政总收入多少？”
“去年是八点七亿。”
“支出呢？”
“二十二亿。”
巨大的缺口。林枫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个数字，又问：“边境村寨人均年收入多少？”
“统计局的数据是九千八百元。”
“实际呢？”
刀县长沉默了。
现场会开了两个小时，林枫问了十几个问题，每个问题都直指要害。县里的干部们从一开始的紧张，到后来的无奈，再到最后几乎麻木——问题太多了，困难太大了，不是不想解决，是实在力不从心。
散会后，林枫让县里干部都回去工作，只留下段书记和刀县长。三个人沿着县委大院慢慢走。
“刚才会上，有些话我没说透。”林枫停下脚步，“我知道你们有难处，县财政困难，上级支持有限，边境情况复杂。但这不是不作为的理由。”
段书记想解释，林枫摆摆手：“我不是批评你们。我是想说，接下来省里会有一系列动作，边境治理要上升到省级战略。但省里的政策再好，最终要靠县里落实。你们要做好准备，接下来任务会很重，压力会很大。”
刀县长眼睛一亮：“林书记，省里真要加大投入？”
“不仅要投入，还要改革。”林枫说，“但现在还不能细说。你们当前要做的，是两件事：第一，对全县边境村寨再进行一次全面排查，摸清底数——有多少人出境未归，有多少家庭生活困难，有多少基础设施缺口。要真实数据，不要修饰过的。”
“第二，以县委名义起草一份报告，直接报省委。就讲困难，讲问题，讲你们最需要什么支持。不要怕暴露问题，问题暴露出来才能解决。”
段书记和刀县长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希望。他们知道，这位新来的省委书记，是动真格的了。
下午四点，调研组离开盈江，前往此行最后一个点——怒江州。那里是滇省边境线最长、条件最艰苦、民族情况最复杂的地区。
车上，林枫翻开笔记本，写下盈江之行的记录：
“6月12日，盈江县。主要发现：一、边境管控存在警力严重不足问题（人均负责边境线长度过长）；二、基础设施历史欠账多（近半数村寨未通硬化路、自来水、4G网络）；三、边民国家意识淡薄，存在‘犯罪致富’不良示范；四、基层干部有畏难情绪，但仍有干事意愿。”
“新思考：边境治理需要省级层面统筹。单一县级财政无力承担基础设施投入，需建立省级专项资金；警力不足问题需创新机制（如扩大边境辅警队伍、发动民兵参与）；价值观纠偏需长期努力（法治宣传+产业引导+教育投入）。”
写完这些，车子已经驶入高黎贡山深处。窗外是万丈悬崖，下面是奔腾的怒江。这条江的名字，此刻显得格外贴切。
周明远看着窗外的险峻山川，轻声说：“林书记，这样的地理条件，发展经济太难了。”
“难，但不是不可能。”林枫合上笔记本，“关键是找到适合的路子。比如生态旅游，比如高山农业，比如民族手工艺。但这些都需要投入，需要时间。”
李悦教授突然说：“我查了数据，怒江州是全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脱贫摘帽才半年。这种情况下，要求边民有很高的法律意识和国家意识，是不是有些苛求？”
这个问题很尖锐。林枫沉默了片刻，才说：“不是苛求，是必须。正因为贫困，才容易被诱惑；正因为边远，才容易被渗透。我们要做的，是既要解决贫困问题，又要筑牢思想防线。两者缺一不可。”
车里再次陷入沉默。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和窗外的风声。
晚上七点，车队抵达怒江州府六库镇。不出所料，州里领导已经在宾馆等候。但让林枫意外的是，现场没有欢迎仪式，没有鲜花标语，只有几个主要领导，穿着都很朴素。
州委书记是个藏族干部，叫扎西顿珠，五十多岁，皮肤黝黑，手掌粗糙。他见到林枫，没有过多寒暄，只是用力握了握手：“林书记，路上辛苦了。饭准备好了，吃完咱们聊。”
晚饭是简单的自助餐，四菜一汤。吃饭时，扎西顿珠说：“林书记，我们知道您这趟下来，不想看表面文章。所以没搞那些虚的。怒江的情况，一个字——难。您想了解什么，我们如实汇报；您想去哪里，我们不带路，只安排向导保证安全。”
这种务实作风，让林枫有些意外，也有些欣慰。他点点头：“好，那明天就去福贡县，听说那里情况最典型。”
“福贡确实典型。”扎西顿珠神色凝重，“但我要提醒您，那里靠近缅北克钦邦，最近局势不稳定，常有武装冲突流弹飞过来。而且路况极差，有些地方只能骑马或者徒步。”
“那就骑马。”林枫说，“咱们调研，本来就不是游山玩水。”
这一夜，林枫睡得很沉。连续几天的奔波，加上精神上的沉重压力，让他的身体达到了极限。但第二天早上五点，他还是准时起床。
打开笔记本，他在新的一页上写下此行最后一站的名字：怒江州福贡县。
他不知道今天会看到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情况只会比之前更复杂，问题只会比之前更棘手。
但他必须去看，必须去面对。因为他是滇省的省委书记，因为这四千多公里边境线上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百姓，都是他的责任。
窗外的怒江在晨雾中奔腾，水声如雷，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沧桑与坚韧。
林枫合上笔记本，整理好衣装，推门而出。
新的一天，新的挑战，已经在等着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