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海市火车站南广场，晨雾还没散尽，淡青色的水汽裹着铁轨的铁锈味飘在半空。站台边的法国梧桐落了半地黄叶，被扫地大爷的竹扫帚扫成小堆，叶尖还沾着昨夜的露水，在初升的太阳光里闪着细碎的银光。
候车亭的蓝色铁皮顶被风吹得嗡嗡响，角落摆着张掉漆的木凳，凳面裂着两道深纹，像是被岁月啃过的痕迹。公羊黻裹着件藏青色旧棉袄，袖口磨出了白边，手里攥着张泛黄的船票，指腹反复摩挲着票面上模糊的“上海”二字——那是她丈夫失联那年，最后一张没来得及使用的返程票。
“黻姐，又来等末班车啊？”老马扛着个鼓鼓的蛇皮袋走过来，袋子上印着“化肥”二字，边角被磨得发亮。他头发花白，乱得像堆枯草，脸上的皱纹里还沾着点煤灰，笑起来时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
公羊黻抬头，把船票塞进棉袄内袋，指尖触到袋里硬邦邦的东西——是丈夫当年戴的旧怀表，表针早就停了，停在他登船的那天下午三点。“嗯，看看能不能碰到熟人。”她声音有点哑，像是被晨雾呛着了。
老马把蛇皮袋放在地上，一屁股坐在木凳另一头，凳面发出“吱呀”一声响。“你说你这性子，都十年了，还等？”他从怀里掏出个皱巴巴的烟盒，抖出两根烟，递了一根给公羊黻，“我上周在北广场看到个男人，跟你家老周长得有点像，就是头发白了不少。”
公羊黻的手顿了一下，接过烟却没点，夹在指间。“是吗？他穿什么衣服？”她的心跳突然快了起来，耳尖有点发烫，眼睛紧紧盯着老马的脸。
“好像是件灰色夹克，袖口破了个洞。”老马点燃自己的烟，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混在晨雾里。“不过我喊了他一声，他没回头，跟着一群农民工走了。”
公羊黻的心又沉了下去，手指把烟捏得变了形。她丈夫以前最讲究，从来不会穿破洞的衣服。“可能是我认错了。”她低声说，目光又落回那堆梧桐叶上，叶子被风吹得打了个转，像是在嘲笑她的固执。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一个穿红色运动服的姑娘跑过来，扎着高马尾，发梢沾着汗，手里举着个粉色的保温杯。“阿姨！您看到我外婆了吗？她穿米色外套，拄着个红木拐杖。”姑娘喘着气，脸颊通红，额头上的刘海被汗水打湿，贴在皮肤上。
公羊黻愣了一下，摇摇头。“没看到，你外婆常来这吗？”
“是啊，她总说要来等我外公，说他当年就是在这站上的火车，再也没回来。”姑娘的声音有点哽咽，从口袋里掏出张照片，照片上的老人穿着中山装，笑容温和，“我外婆昨天摔了一跤，今天偷偷跑出来的，我妈快急疯了。”
老马凑过来看了一眼，突然拍了下大腿。“哎！我早上在候车室看到个老太太，跟这照片上的有点像，手里还攥着张旧车票呢！”
姑娘眼睛一亮，抓着老马的胳膊。“真的吗？在哪候车室？”
“就是东边那个老候车室，门口挂着‘军人优先’的牌子。”老马指了指东边的方向，“不过我刚才路过时，好像没看到人了。”
姑娘说了声“谢谢”，转身就往东边跑，红色的运动服像一团火，很快消失在人群里。公羊黻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有点发酸——又一个在等的人，不知道能不能等到。
“你说咱们这代人，怎么就这么多等不完的事？”老马叹了口气，把烟蒂扔在地上，用脚踩灭，“我年轻的时候等我媳妇，她从老家来城里，火车晚点了三个小时，我在这站台上冻得直哆嗦，生怕她走丢了。”
公羊黻笑了笑，从内袋里掏出怀表，打开表盖。表盘上的指针停在三点，表壳内侧刻着“周爱羊”三个字，是她丈夫当年亲手刻的。“我跟老周认识的时候，他就在这火车站当调度员，每天下班都在这凳上等我，说要给我占个好位置看夕阳。”
“后来呢？”老马好奇地问。
“后来他要去上海出差，说是去接一批重要的设备。”公羊黻的声音低了下去，“走的那天，我给他塞了这张船票，说等他回来，咱们就坐火车去北京看天安门。结果……”她没再说下去，眼圈有点红。
老马拍了拍她的肩膀，没说话。站台上传来火车进站的鸣笛声，“呜——”的一声，长而悠远，震得空气都在颤。一群背着背包的旅客涌了过来，说说笑笑地往出站口走，他们的脸上带着旅途的疲惫，却也藏着归家的期待。
公羊黻站起身，拍了拍棉袄上的灰尘，准备像往常一样，去站台尽头看看——那里能看到远处的长江，她丈夫当年就是从江边的码头登船的。
刚走了两步，她的脚突然踢到了什么东西。低头一看，是个棕色的皮夹子，掉在木凳底下，拉链没拉好，露出半截白色的纸片。
她弯腰捡起来，拉开拉链，里面除了几张零钱，还有一张身份证和一张旧车票。身份证上的照片，赫然是老马早上说的那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眉眼间，跟她丈夫有七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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