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翠喜妓案(3)
夜半时分，在天津的监牢里，不时传来凄厉的惨叫声。段芝贵故意将汪康年和两个杀人犯关押在一起，还命人审讯时严加拷打，皮鞭抽得汪康年皮开肉绽，痛不欲生。
段芝贵一定要让汪康年供出诋毁曹锟的“幕后的指使”，因为他认定发布在京报那篇《特别贿赂之骇闻》是曹锟的政敌指使汪康年写的。
监狱里的严刑拷打并没有使汪康年屈服，他低头看着自己满身的血污，低声对前来逼供的段芝贵说：“你走进一点，我就告诉你谁指使我的。”
段芝贵往前走了两步，打量了一下汪康年。汪康年竟如此身躯瘦小，精神不振，好像用一个指头推一下就会倒下去似的，一介文弱书生！
汪康年却趁着段芝贵不注意，“呸”地一口血水吐到段芝贵的脸上：“你这狗官，我代表六万万民众监督你们，还需要谁指使？要说谁指使，乃是本人的良知！”
段芝贵掏出一块白手帕，抹干了脸上的唾沫，他大怒，道：“我呸！你还真猪鼻子上插根葱——装大象。你代表六万万民众？老子不就是民众？要你这狗娘养的代表？良知？良知是什么东西?我今天倒要看看，良知能扛得住警棍吗？”
说完，段芝贵一挥手，身边的狱警拿着警棍就往汪康年的头上砸去，汪康年的头顿时血流如注，凄厉的惨叫声传遍了整个监狱。
汪康年被天津巡警抓走，京城的舆论界哗然。那天夜晚，汪康年的好友、《图书剧报》社长兼首席记者郑正秋，一身黑缎面棉袄，都穿圆了，还戴着皮帽子，很怕冷的样子，伏案聚精会神地赶写一篇关于谭鑫培莅京演出的文章，准备在下一期的《图书剧报》上刊用。这时候，门“吱！”的一声打开，他的阿婆领着汪康年的妻子夏月进来了。
夏月一进屋，无限伤心地感慨，说：“唉！这次康年碰到了厄运。”
郑正秋淡淡地说：“人总是有碰到厄运的时候，不会老是一帆风顺的。就是孔圣人，不是也在陈、蔡之间遇厄绝粮吗？老汪碰到什么厄运？”
于是，夏月把她所知道的关于汪康年被抓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郑正秋。郑正秋听完很气愤，于是又立即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次日的《图书剧报》上，揭发此事。他毫不留情地指斥段芝贵行为卑鄙，还说段芝贵买杨翠喜的五万块钱是贪污受贿得来的。有背景的《华报》迅速跟进，详细报道了汪康年入狱的事情，还偷拍到了杨翠喜在曹锟家后院遛狗的照片，杨翠喜之名一时哄动全国。
曹锟一看事情闹大了，纸包不住火，只得让段芝贵出来辟谣。段芝贵便让商人王益孙将杨翠喜领去，声称是他买下的使女，花费不过三千五百元，并非外间所传多至五万元。待到查案的人到了，这边已经布置妥帖，人证物证俱在。
但是，段芝贵的敷衍并没有平息掉报纸的舆论。各报继续炮轰他的说辞漏洞百出：比如说王益孙买一使女花费三千五百元，已大大超过常理，“使女者婢之别名，天津买婢，身价数十金，至百金而止，无更昂者。以三千五百元而买一婢，是比常价增二三十倍矣。王益孙即挥金如土，愚不至此。”
有报纸指出：以杨翠喜的色艺和知名度，她岂会甘心给人做一使唤丫头?“翠喜色艺倾动一时，白居易《琵琶行》所谓名在教坊，说：“妓女这行当，在中国春秋时就有，管仲设女闾七百，用嫖资抽税来补充军费，所以该行业都拜管仲为祖师爷。才女薛涛小时候有诗句‘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被当成了妓院门口的对联。可见这是件可以张扬的事。元朝妓女，多和卖艺的分不开，两者职业有交叉重叠。元朝的宫廷教坊设在现在的北京东城一带，明朝时叫黄华坊。姑娘们请老师学艺方便。后来正德皇帝把整个艺术机构一锅端搬到宫里，那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红灯区。到清朝，闲杂行业一律轰出城，这才重心转移到宣武门外八大胡同。也就是说，纵观中国历史，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哪个朝代认为妓女非法，朝廷历来将妓女置于合法经营的青楼之上，规范管理，提高了妓女的文化水平，也给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二来也给国家增加了很多税收。可见，妓女之与社会，并非如洪水猛兽，既非偷盗，又非抢劫，充其量只不过为淫，‘万恶淫为首’，罪责要归也只能归在淫的男人身上，于妓女何干？而且如果妓女的身份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她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不得不以一种老鼠的姿态生活，低调而且阴暗，昼伏夜出，抑或打着个合法的幌子，像《济公》中的九世妓女，门口挂个卖豆腐的门帘，门内做着啊啊啊啊的勾当。”
在辜鸿铭的笔下，妓女都倒成为一种神圣伟大的职业了，他还考证出：在国外，历史上盛行一种妓女起源于宗教的说法，在大多数宗教祭祀活动中，有很多靠某种宗教礼仪来献祭的性活动。例如建立于公元前3年的巴比伦王国就出现了妓女，在汉摩拉比王当政时，神殿里除了男祭司、佣仆、工匠外，还有不少很受人尊敬的女祭司，她们通常来自有钱的家庭；另外，还有居于“神”与“祈祷者”之间服务的“圣职妓女”，她们的收入是神殿主要的经济来源。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描写巴比伦神殿里的妓女说：“每一个当地的妇女在一生中有一次必须去神殿里，坐在那里，将她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的男人，直到有一个男人将银币投在她的裙上，将她带出与他同卧，否则她不准回家，女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她一定要和太炎则通过调查研究，写了一篇力挺青楼存在的文章，说妓馆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上海的十里洋场，方圆二三里地之内，先后开张了几百家妓院。妓女的来源，主要是江浙两省的穷苦人家因天灾人祸无力偿还债务等原因，把稍有姿色的女儿卖入妓院，当时妓院的行话叫做“讨人”。那些姿色稍差、“档次”稍低或不愿意卖身当妓女的，则到妓院去当女佣人，赚几个工钱，当时的行话叫作“小大姐儿”，简称“大姐儿”。在妓院里，大姐儿只管整理房间和接待嫖客，也就是供应茶水、果点，一般不接客也不卖身，收入和生活水平比在一般人家当“娘姨”要稍高一些。至于妓院中的龟奴、轿夫等打杂人员，则主要来自苏北扬州一带。总人数已经达到了十多万。而保留青楼有几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政府规范化管理，妓女将被登记入册，通过颁发营业执照来管理，直接增加政府税收，妓女不需将大部分收入交给老鸨或者黑保护伞；她们无需立牌坊，让社会正确看待这一行业，避免歧视；有利于对社会道德，设立红灯区之后，男人们要想光临，势必会三思后行；妓女们的选择毕竟是在不损害更多人的情况下，让自己的生活状况变好。
李经述和教育总长严复、司法总长梁启超、农工总长张謇等人商议后，觉得这方面的改革不是当务之急，还是暂且尊重传统，保留青楼，由政府规范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