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遇刺
中国是朱熹的《朱子家训》：“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
仁义礼智信，农村绅士所受的是这种传统儒学体系的教育，并由此获得管理社会事务的知识，具备这些知识正是他们在中国社会中担任领导作用的主要条件。而且基层的保正、甲长、牌头一般由当地民众公举，报县官点充，其任职资格为诚实、识字、有身家，限年更代，轮流充任，以均劳逸，这甚至和现代的民主自治没有多大差别。不过中国人不*，大多讲“理”，遇事要讨“说法”。总的来说，民风淳朴，人与人之间讲礼义廉耻。
“看来改革不能光在上面拍脑袋呀，也不能感情用事。”李经述对内阁总理盛宣怀说：“国会那边，我会尽快跟容闳议长沟通，让他们修改《土地法》中的有关规定。政府也尽快把政策做一下调整，佃农田租在原有的田租基础上，减免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一个农民和地主都能接受的田租比例。而政府通过国债从大地主那里购买来的土地，田租也减少百分之二十五。对于那些失地农民，都往东北三省和远东地区移民，那里有大片肥沃的土地，政府可以通过免租的方式，鼓励农民往关外迁移。而地主，要鼓励他们经商，买股票，买国债，开工厂等。”
“这样甚好！！”盛宣怀表示同意李经述的意见。
李经述说：“今后我们的政策，都要从实际出发，先试点，再全面铺开，改革的步子一定要稳，宁可慢一点，也不要乱，中国现在是一个五万万人口的大国，一旦乱了，后果不堪设想。”
送走了内阁总理盛宣怀，李经述对中国的国情适不适合马上进行大尺度改革，产生了疑虑，他虽然也在书中看了很多关于宪政的书，但觉得“纸上得来终觉浅”，亲自打电话给司法总长梁启超，让他来总统办公室。
梁启超见了李经述，行完礼，道：“大总统找我来所为何事？”
李经述说：“前些日子容闳议长曾和我谈起宪政改革的事情，但我觉得，改革还是要根据国情慢慢来，我准备让你率团前往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考察具体的宪政程序和措施，并且考察各国当时的法律和社会，看哪一些措施是适合中国宪政改革的。”
梁启超点点头，说：“大总统说得有道理，我这就回去准备。”
痛斥道：“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嘻!此何语耶？夫革之目的，岂以快意耶？说什么救民呢！”
阮忠枢说完，递给李经述一封电报：“总统，这是梁总长发回的电报，问宪政代表考察团是否继续。”
除了请示是否启程，梁启超还在信中说，青帮和法租界的洋人相互勾结，成为上海社会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上海工商界敢怒不敢言。李经述看了信，对阮忠枢说，“宪政考察团当然还要进行。受伤的杨度留下来养伤。你去以我的名义发电报给徐世昌，让他补上杨度的位置。”
“好，总统，我立刻去办！”阮忠枢说：“我多说一句，我也听说上海的青帮开设赌场、妓院，划地称霸，欺压良民，成为社会上的一股黑恶势力，现在国内外舆论都纷纷谴责这些制造恐怖的暴徒，我们可以早作打算！”
李经述哼了一声说，“这帮人早该收拾了。那些喜欢把枪口对准手足同胞的人，不管如何把自己的愚昧凶残，挂上替天行道或正义的旗帜，对民众来说，会是噩梦，对民族来说，更是灾难！我们共和国的土地上，决不允许黑恶势力存在。不管青帮黑帮，都让他们见识什么叫人民政府。不过，杀鸡不用宰牛刀，上海的打黑，由上海警察局出面就可以了吧。”
阮忠枢说：“光靠当地警察怕不行，他们和青帮估计会有瓜葛，而且上海租界洋人众多。”
李经述点点头，说：“把谭嗣同叫来，让他和大刀王五带人去上海，开展专项行动，在今年春节之前，扫除全国的黑恶势力！遇到法租界或者哪个租界敢捣乱，我们正好借机收回租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