惇做了宰相，复行王安石之政，将东坡贬出定州安置。东坡到相国寺相辞佛印，佛印道：“你的宿业未除，还会有几番劳苦。”东坡问道：“什么时候可以解脱？”佛印说出八个字来，道是：“逢永而返，逢玉而终。”又说：“你要牢记这八个字，你这次的变动很多，贫僧不得相随，只在东京等候。”
苏东坡怏怏而别。后里在定州未及半年，有贬到英州；不多时，又贬惠州安置；在惠州年馀，又徙儋州；又自儋州移廉州；自廉州移永州；踪迹无定，方悟佛印“变动很多”之语。
在永州不多时，朝廷的赦书就到了让苏轼回京，来人还提举着一块玉。苏东坡心想着：“逢永而返”，此句已应了；‘逢玉而终”，这就是我终身的结局。”就急急登程回到东京，再与佛印禅师相会。佛印道：“贫僧久欲回家，只等你同行。”东坡此时大通佛理，便晓得了。当夜两个在相寺，一同沐浴了毕，讲论到五更，分别而去。这里佛印在相国寺圆寂，那边东坡回到寓中，亦无疾而逝。
至道君皇帝时，有方士道：“东坡已作大罗仙。亏了佛印相随一生，所以不致堕落。佛印是古佛出世。”这两世相逢，古今罕有，至今流传做话本。有诗为证：“禅宗法教岂非凡？佛祖流传在世间。铁树开花千载易，坠落阿鼻要出难。”
“三苏”的最后一个叫苏辙，字子由，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佑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说“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在古文写作上苏辙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广阔的生活阅历。因此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恍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