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于苏才翁家褚河南检校搨赐本、张氏石刻对之，更无少异。”郭天赐使用的是比较谨慎的“冯承素等”而不是“冯承素”，即是说他仍然不能断定“神龙本”《兰亭序》的作者具体为何人，只是大致判断为唐代弘文馆中的拓书人群体。对郭天赐的推断，现代学界存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唐兰对“神龙本”《兰亭序》给予全面否定，认为宋、元间被人视作珍玩的“神龙兰亭”尽系南宋杨镇的作伪，今人所见的“神龙兰亭”则纯属明代的赝鼎；穆棣则从传本用印、郭天赐等人的学术声誉、摹搨技艺等几个方面极力维护郭天赐说。
进入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在“神龙本”后作跋：“唐中宗朝冯承素奉敕摹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兰亭序禊帖”。项元汴此跋有两点可议：对《冯承素墓志》的文章内容作出归纳，认为：“唐代大多数墓志常用很大的篇幅来介绍墓主人的家族渊源，祖、父辈所任官职及墓主人一生的任职情况，最后是赞誉墓主人的铭文。《冯承素墓志》虽然也没有脱出这种形式，但比较其它墓志，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阅读全文会发现一条有关冯承素擅长书法的主线一直贯穿其中。他仅有的几次官职的升迁也都与擅长书法有很多的关系。”笔者赞成这样的归纳，在《墓志》中确实隐然而存一条主线：书法。但是，《墓志》碑文中虽然提到了冯承素所承担的书法临摹、复制、鉴别等工作，关于《兰亭序》，则只字未提。可能有的读者会认为，冯承素承担的临摹复制工作量大面广，《兰亭序》只是其中之一，无需专门提及。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冯承素去世前，《兰亭序》已经在唐太宗广泛搜求的众多王羲之书法名迹中脱颖而出，成为君臣与朝野瞩目的焦点。如果冯承素确实参与过《兰亭序》的复制，《墓志》即使不作浓墨重彩地渲染，至少也应该一语道及。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墓志》却完全没有涉及，这就意味深长了。我们由此推测，冯承素在弘文馆期间或许参加过很多书法名作的复制工作，但是在《兰亭序》的复制工程中，他或许只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参与者，或许压根没有参与。
何延之所作的《兰亭记》是《兰亭序》公案中一篇影响巨大的文献，该文记述唐太宗在获得《兰亭序》真迹后“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但是，影响巨大并不等于合理可靠，仍然需要经受学术界的耐心检核。
围绕何延之的《兰亭记》，前人早有质疑，北宋末年的王铚就已经指出其文章细节中的多处荒谬，郭沫若在1965年的兰亭论辩中大体重申了王铚的意见。针对王铚以及郭沫若的质疑，当代学者也有为何延之辩驳的论述，如王汝涛的《论何延之<兰亭记>乃是信史——附论<兰亭>临摹本的变迁》。从论辩双方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他们都存在部分合理见解，但又无法彻底驳倒对方。在阅读与分析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何延之的《兰亭记》是一篇比较典型的唐代传奇，它在一定的史实基础上敷演巧饰，虽大体可信，但细节可疑。唐代传奇多以史家笔法，传奇闻异事。唐代传奇发轫于初唐盛唐，到了中唐时期，传奇兴盛，名作叠现，蔚成大观，构成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现象。
其中的部分作品就是以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故事为蓝本敷演而成，如被誉为“中唐传奇的压卷之作”的蒋防《霍小玉传》即是以著名诗人李益为主角而撰成的一篇情爱悲剧杰作。鲁迅先生评《霍小玉传》说：“李肇（《国史补》中）云：‘散骑常侍李益少有疑病’，而传谓小玉死后，李益乃大猜忌，则或出于附会，以成异闻者也。”正是揭示了传奇“假实证幻”的构成方式。有时，传奇甚至以贵为天尊的皇帝为主角，比如在流传下来的唐代传奇中，就有《长恨歌传》、《开元升平源》、《东城老父传》等三篇描述唐玄宗其人其事。
何延之的《兰亭记》之所以被收入张彦远的《法书要录》，是因为《法书要录》在考证汰选方面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它企图通过资料的广泛采集、包罗众有，以达到“好事者得余二书，书画之事毕矣”的效果，因此，它收入《兰亭记》是顺理成章的。后来，《兰亭记》又被收入宋初编辑的大型小说汇集《太平广记》，这是得其所宜的。《兰亭记》在谈奇说异中纵横自如，既情节曲折，又人物生动，且善于渲染气氛，堪称唐传奇中的精品。即使放在今天，它也足以吸引大众、激发想象，算得上一篇不错的小说。
传奇触发后人的历史想象，帮助后人勾勒还原历史情境，但是其中也必然裹挟撰著者的虚构成分。虚构是传奇刻画人物、丰富情节必须征用的艺术手段。借助于必要的虚构，唐代传奇达得了诱人的艺术效果，为后来宋元话本和明清演义的写作积累了经验并开拓了道路。在古代一般文人的观念中，文史一体，水乳难分。但在今人的学科意识中，文学与历史学截然两途，必须恪守各自的学科规则。虚构属于文学学科的常规策略，一旦进入历史学科的领地，虚构立即成为丑闻。所以，在今天的古代书法史研究中，需要慎重对待《兰亭记》这样的文献，努力剔除其中的虚构因素。
后人关于《兰亭序》的认知多受到《兰亭记》的左右。包括郭天赐在内的后人，在相当程度上采信了何延之《兰亭记》的说法，这是导致“神龙本”被轻易发落到冯承素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人的其他记述对何延之《兰亭记》构成挑战。褚遂良记：“贞观十三年四月九日，奉敕内出《乐毅论》，是王右军真迹，令将仕郎、直弘文馆冯承素模写，赐司空、赵国公长孙无忌，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特进、尚书左仆射、申国公高士廉，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特进、郑国公魏征，侍中、护军、安德郡开国公杨师道等六人，于是在外乃有六本，并笔势精妙，备尽楷则。”武平一《徐氏法书记》：“太宗于右军之书，特留睿赏。贞观初，下诏购求，殆尽遗逸。万机之暇，备加执玩。《兰亭》、《乐毅》，尤闻宝重。尝令拓书人汤普彻等拓《兰亭》，赐梁公房玄龄已下八人。普彻窃拓以出，故在外传之。及太宗晏驾，本入玄宫。至高宗，又敕冯承素、诸葛贞拓《乐毅论》及《杂帖》数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在外方有。”
褚遂良是唐太宗、高宗两朝的重臣，参与了王羲之书迹的整理工作，他的记述应该是比较可靠的。他明确记述了冯承素模写的是《乐毅论》，并未提及《兰亭序》。按武平一的记录，复制工作分为两个阶段；太宗朝，汤普彻等复制了《兰亭序》；高宗朝，冯承素、诸葛贞拓《乐毅论》及《杂帖》数本。武平一能够出入宫禁，对宫廷法书的收藏、传播等情况均比较了解，其所述可信度也比较高。可以看出，褚遂良、武平一的记录均不构成对何延之《兰亭记》中关于冯承素与《兰亭序》的记述的支持。较早涉及《兰亭序》的资料还有唐玄宗时刘餗的《隋唐嘉话》，但该书的记述并未提及《兰亭序》复制人员的情况。
鉴于以上论述，本文认为：在没有其他更新颖、更可靠的资料出现的情况下，对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那件杰出的《兰亭序》复制品，合适的名称就是《兰亭序》“神龙本”，而不宜再继续称之为“冯承素摹本”。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参考文献：江锦世、王江两位先生合撰的《新出土唐<冯承素墓志>考释》